古坑最近因為頻頻上報紙及電視，知名度漸高，認識的朋友知道我來自那裡，每一次碰到時，就會問起古坑咖啡的情況。其實我並不喝咖啡，最近喝茶倒滿兇，因此之故，一直無法告訴朋友古坑咖啡好不好的問題。但重點是，我並不會因為古坑日漸有名而覺得與有榮焉，我反而有時對回去故鄉躊躇再三。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很不願意看到大哥及鄉親們，為了古坑的另一項名產——柳丁——的價格低落而搖頭嘆息的神情。

上週六，姪女出嫁，我這個被認為族裡最有出息的讀書人，不得不再度回鄉。這一次回鄉前，還受了一頓氣。我一向都是開車回南部，但這次，我的車子因為停在台大施工地點的路邊，施工單位移車時傷了我的車子，雖然同意賠償，但鈑金及烤漆的時間加起來，我回鄉前拿不到車子。我只好週五晚上帶著小孩搭灰狗巴士回鄉，這種野雞車才不管客人感受，上下高速公路多次，輾轉接送客人，被折騰到了半夜才辛苦地回到老家。

為了給大哥一點面子，我邀了謝淑亞鄉長一起來吃喜酒。席間，主題果然就是圍繞著柳丁的價格及未來在討論。大哥詢問鄉長，柳丁出口的可能性。謝鄉長婉轉地告訴大哥，以鄉民使用農藥及下肥料的習慣，台灣柳丁是進不了先進國家海關的。

宴席結束時，幾個堂表兄弟意猶未盡，圍成一桌繼續喝酒聊天。住新庄的表哥及表姪兒，可說是古坑的柳丁大戶，不只自己經營數甲的果園，更進行蒐購柳丁的工作。他們面對去年一斤 10元、今年變成一斤5到6元的柳丁價格，只能以破口大罵來形容。一向支持執政黨的這些鄉民，因為果賤無助，看來怨氣已經衝天，不知那一天柳丁價格再落，不符採收成本時，他們會不會帶著滿地掉落的柳丁，到台北遊行，對著總統府丟水果紓發怨氣，這種事恐怕很難預測了。

當然，席間大哥及堂兄也有比較持平的說法，柳丁價格直落，一方面也是鄉民一向有搶種的習慣。那一種作物行情好，大家就搶種那一種作物。我一生已經看遍這種事情的無奈，幾年前的文旦，十幾年前的筍子，更之前的洋菇，都是血淋淋的例子。以前還有農會的保證收購，現在農會功能式微，除了選舉固樁的作用以外，只剩空殼機關一個，對農民早已沒有什麼幫助。這也是大家哀聲遍野的原因吧！

我一向無法面對鄉民的這些抱怨，寫寫報紙短文，批評批評執政的問題我可以幫忙，但如何幫他們走出困境，我竟然有著無助的感覺，這也是我不常回鄉的原因。當遊客如織，跑到華山的高點，一邊品嚐咖啡、一邊欣賞西部大平原的夜景時，我常常徘徊在村子的馬路上，神傷地思考台灣農業的未來。我並不認同休閒農業，商品化邏輯下的農村，並不是戶戶皆可沾光；更何況，更多的農民，只是因為興趣沉浸在農業工作裡，他們實在不願花時間，也不是拋頭露面的料，他們如何在休閒農業中銷售自己呢？

我也建議大哥改種有機蔬菜，最近看到南投有人種植養生菇類，我覺得是可以嘗試的實驗，因為有一群追求健康的現代人在都會地區竄起，他們只要安全，價格通常不是問題。更何況，大哥以前就種過洋菇與草菇，這種事他有過去的經驗，成功的機會應該很大。不過，大哥大概覺得歲月不饒人，變化已不是他所能掌握。我臨回台北前，他帶我去看了一下果實累累的柳丁園，無奈地對我說，就讓他與這一批柳丁玩到老吧！

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的英語系，乃麗‧麥凱（Nellie Y. McKay）是最資深的黑人女性教師。這位非裔美國人研究的教授表示，她一次要指導18個博士生。邁凱說，在系上，她扮演的是監督的角色，留神那些覺得自己被行政責任過度壓迫的助理教授。

麥凱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和學生相處。她表示，特別是在種族議題上，「我會花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和一群學生解釋，同時安撫他們。這是很繁重的工作，但當這些學生留在學術界，變成教授，我會非常有成就感。」

一直研究這項議題的教育顧問恩斯特‧班傑明（ Ernst Benjamin）說：「女性和少數族群教師所承擔的責任較重，因為，學校希望委員會的成員具有多樣性。」班傑明從前是「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的研究室主任。

班傑明認為：「這些教師擔任的行政工作份量並不平均。」

撇開個人履行義務不管，不少教師抱怨，從事繁多的行政工作並沒有讓她們在學術界得到足夠的功績。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生院院長，同時也是法律及社會福利教授的瑪莉‧安‧梅森（ Mary Ann Mason）表示，這也許是因為，行政工作比教學和研究更難量化。

並非所有的委員會或課程都有相當的加分效果。舉例來說，在決定終身教職或是升等的時候，系上比較在意的是關於系務的行政工作，而非學校的行政工作。梅森說：「如果妳拒絕主持一個真的很重要的委員會一次以上，會對妳造成不利的影響。這是好公民的要素。」

根據某些教師的講法，研究型大學另外一個問題是，如果教課教得太好，或是行政工作做太多，會被人認為，妳忽略了研究。

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的歷史學教授胡其渝（Evelyn Hu-DeHart）把行政工作稱為「黑洞」（the black hole）。這位在布朗大學待了一年的華裔教授，開的課程是種族研究，並且主持布朗大學的種族研究中心。然而，在長達二十幾年的學術生涯中，她開始相信，她和其他少數族群師資都被綁住了。胡其渝表示：「學術機構很不誠實正直。當他們聘請少數族群師資時，會大肆宣傳。然而，系上會有不一樣的想法，他們認為，妳必須成為終身職教授，所以，對行政工作只要說『不』就好了。」

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的經濟系主任尤瑞‧波森（Uri M. Possen）認為，胡其渝對系上的看法是正確的。他表示：「就規則來看，我們試著保護我們系上的助理教授，這和她們是誰沒有關係。她們必須表現出能夠擔任某些行政工作，但是，教學和研究才是她們應該要努力的部份。她們的目標是得到終身職位。」

至於教學的部份，胡其渝說：「校方傳遞一個訊息給學生，也就是，少數族群教授會配合他們的需要。可是上面的人會跑來跟我們老師說，不要讓自己得到教學獎。」

波森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表示：「我們要系上師資符合適任標準。但是，如果太花時間在教學上，研究方面就會被輕忽，這會使自己受到傷害。」

很多從事女性和職場研究的學者同意，在拒絕要她們撥出時間和精力做事的同事方面，女性要比男性更不容易。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曼卡多分校（ Minnesota State University at Mankato）的社會學教授芭芭拉‧基頓（Barbara Keating）認為，這是因為女性在社會化過程中，被要求扮演「照顧者」（caretakers）的角色。

基頓聲稱，很多對女性或是少數族群的重要議題，並沒有獲得注意，除非這些族群本身願意加以重視。除了自己系上的活動之外，基頓還參加曼卡多分校女性研究系的終身教職委員會，因為她本身很關注性別議題。

基頓說：「女性肩負雙重責任，但卻不被承認。當然會說這是做選擇的問題，可是，如果該項工作不做的話，誰要來做呢？」

成立曼卡多分校女性研究系的韓慧芳（ Hanh Huy Phan，音譯）表示，身為亞裔美國人，她覺得自己有責任要加倍努力去發揚多元文化主義。

有些白人男性教師也表示，他們同樣花了很多的時間在行政工作上，而且無法表示拒絕。

布朗大學地歷史學教授肯尼斯‧薩克斯（ Kenneth S. Sacks）除了主持史學榮譽課程（history honors program）之外，還參加了系上3個人事委員會，指導該系大學部的課程，並且參與了兩個全校性的委員會。薩克斯說：「別人要我做什麼我都答應。」

老師們陷入行政工作束縛的一個原因是，大學裡頭委員會的數目正在增加。至於其他的原因則是，聯邦政府的規範也愈來愈多。薩克斯舉例說，大學對於可能涉及性別或種族歧視的官司變得更為敏感。

薩克斯說：「人事委員會、全校性的委員會，以及研究生入學過程委員會，所有的事情一直受到監控。」

很多大學老師的看法是，大學行政工作很少會被提及，而且大部分都不會獲得報償，但薩克斯補充說，事情還是有好的一面：「如果從事這些行政工作，可以學到東西。」作為一個研究委員會的成員，他絕對要閱讀一卡車有關美國歷史的書籍，而這些書籍是他在別的情況不會去碰的，此外，他還把其中一本書運用在一門「古希臘歷史」的課堂上。

史丹福大學的生物學教授羅伯特‧西蒙尼（ Robert D. Simoni）也認為，行政工作本身就是報償。本身是史丹福大學生物系系主任，同時也是史丹福大學理事會（University Senate）成員的西蒙尼，也參加了預算委員會，並主持一項訓練學生進行博士研究的計畫。他說：「我接觸到其他學科的師資，而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然而，儘管西蒙尼覺得，協助一些影響全校的決策達成是很重要的，但是，和其他的科學家一樣，他唯一真正的責任是研究和教學。西蒙尼說：「在升等和終生教職評鑑的時候，額外負擔的行政工作並不會有太多加分效果。但儘管不贊成行政工作，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布朗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卡爾‧賈克比（ Karl Jacoby）表示，他發現，很難在行政工作與教學和研究之間取得平衡。兩年前請了研究假，撰寫美墨兩國種族關係研究著作的賈克比說：「唯一能夠繼續下去的辦法就是，弄到一些經費，然後到校園外去做研究。」

有些老師則抱怨，行政工作也許不能為你帶來助益，反而有可能會傷害你。對那些不太在意時間分配的人，行政工作會傷害老師的研究生涯，特別是在贏得終身教職之前。

愛荷華州立大學的歷史學助理教授傑瑞‧賈西亞（ Jerry Garcia）得到一個教訓：在教書的第二年主持拉丁研究計畫，實在不是最佳的生涯規劃。他說：「我惹了一堆問題。」

在沒有終身教職的情況下，賈西亞領導該研究計畫的兩年內，根本沒有影響力。這項行政工作打斷了他的研究。此外，當大部分參與該研究計畫的老師，每學期只需要開設兩門課的同時，賈西亞還是得按照一般的工作量教 3門課，只因為他是資淺的老師。

賈西亞表示，儘管他負擔了額外的行政工作，他的系主任還是不願在他「升等計時」（ tenure clock）上給予加分。系主任對他表示，如果他無法如期完成著作的話，不要其待會得到任何特別待遇。明年秋天，賈西亞應該要升上終身教職了。但他認為，他將必須提出延後申請的要求。

關於改變的一些想法

其中一個想法是，在教職員的職務說明上，多加強調行政工作，以更為反映現實的情形。另外一個想法是，對行政工作份量額外重的老師，延長其升等計時。

一項獲得「全國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贊助，由密西根大學安納寶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t Ann Arbor）進行的計畫，正在調查改善女性科學家和工程師在學術界情形的方法。根據這項研究中的調查，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女性認為，她們在委員會裡頭負擔較重的行政工作，但成為系主任的可能性卻比較低，即使她們比男性科學家表現出更強烈想擔任領導角色的意願。

主持這項研究的司圖亞特（ Abigail J. Stewart），是密西根大學安納寶分校的「女性及性別研究機構」主任，她說：「有一位女性表示，她覺得自己好像是被行政工作搞得像無頭蒼蠅一樣混亂，而這不她想念研究所的原因。」

這項計畫曾經對來自 18所接受類似補助大學的相關科系展開調查。其中一個建議是，女性科學家應該有一學期的時間，免於教學和行政工作，這樣才能有較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另外一個建議是，大學要給予負擔行政工作的老師更多的獎勵，比方說，錢。

在缺乏這類改變的情況下，大學老師仍將繼續努力解決於「多少的行政工作量才算合理」的問題。

與此同時，密西根大學有 3個委員會正在研究一項可能的政策，改善女性科學家的處境。在明年報告出爐後，該校將成立另外一個委員會，將此建議付諸實行。屆時，將需要新的成員加入委員會。

（資料來源：高等教育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