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麗莎的微笑在日前上映的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 Mona Lisa Smile）中，飾演於1953年到衛斯理學院（成立於1870年3月17日）教書女老師的茱莉亞‧羅勃玆，看起來比較符合19世紀女子精修學校（finishing school）的味道，反倒是與20世紀的高等教育機構有種對不上的的感覺。茱莉亞‧羅勃玆飾演的凱瑟琳‧沃特森（Katherine Watson），是個代表未來的角色：一個講求自由精神的加州藝術史學家，同時也是女性主義的先驅者。在沃特森短暫停留於衛斯理學院的那段時間裡，她公然反抗校方思想偏狹頑固的行政管理階層，並打開學生對現代藝術的視野，及激發她們的潛力與生命的可能性，而超越追求文憑的層次。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接受了適度的課程與訓練後，沃特森實現了母親的夢想，她獲得一份為期一年，在波士頓郊外的工作機會：到美麗、優雅且具有相當歷史意義的衛斯理學院教書。

花了大概一天的時間，渥特森就發現，衛斯理學院是個嬌生慣養千金大小姐和蜚語流言的大本營；儘管有相當的學術水準，該校的運作仍然像是上流社會「太太」的培育訓練學校；衛斯理學院的校長受到保守捐款者左右，此外，沃特森系上的同事又很迂腐遲鈍（ musty）；她的學生全都是白人，而且大部分的人看起來就像是西維亞‧普拉斯（譯註1）在年鑑上的照片，這些學生把沃特森當成局外人、社會下層的人看待。

沃特森和孤癖的南茜住在一棟風格相當隨意的房子裡，南茜教的科目是教育、家政和「儀態」，如你所知，就是如何以優雅的姿勢上下車、如何為一場正式的晚宴擺飯桌，以及如何安排客人的座位，藉此幫助丈夫的生涯發展。

這部電影關於衛斯理學院的描寫，很不幸地，是採取負面的角度。儘管學校的任務是提供年輕女子接受第一流的教育，但從 1950年代開始，衛斯理學院已經變成很奇怪、感覺很落後的地方。

而且，不單只是衛斯理學院如此而已。回頭看 1950年代的女子學院，就好像進入一個如此異化、如此著迷家庭生活，以致於感覺有點瘋狂的世界。學校護士因為給想嘗試性愛的吉賽兒一個子宮帽（diaphragm）而被開除，這種事情居然被人接受；在麻州，直到1972年，未婚女子使用子宮帽作為避孕措施乃違法的行為。

衛斯理學院的傳統包括「擲環競賽」（ a hoop race），賭賭看誰會是第一個結婚的人；至於那些已經踏入婚姻者，賭的是誰會第一個生孩子。這些慣例都可以在電影情節中找到，觀眾可以從中了解1950年代美國文化如何對待年輕女子，使其成為端莊賢淑的成熟女性。

實際上的氣氛甚至比電影情節還要不可思議，更為貶抑。舉個例子，電影沒有提到讓人感到丟臉的裸體照——每個大一新生都為了「優生目的」（ eugenic purposes）而拍攝這樣的照片；電影也沒有提到定期舉行的婚姻課程；衛斯理第47屆畢業生卡洛琳‧海布倫（Carolyn Heilbrun）這位女性主義者的回憶中，一棟圖書館建築的題詞，亦沒有出現在電影裡頭。現在這棟圖書館已不復存在，當時刻在牆上的文字是：「她的聲音永遠都是這麼輕柔、溫和與低喃，這是身為女性相當出色的優點。」其內容並非對該位女性的學術成就表示讚美，而衛斯理學院這種題詞內容在當年是相當典型的。回到沃特森的家鄉，米爾斯學院（Mills College）的標語是：「我們不只將女性教育成學者，同時也使其變成為人妻，為人母者。」

對於衛斯理學院的光榮歷史，《蒙娜麗莎的微笑》這部電影的情節，簡直是個讓人感到可悲的退化；該校早年一直是相當激進的。衛斯理學院本來是想憑著尖端的科學實驗室和嚴格的課程內容，成為女校中的哈佛大學。在非宗教的女子大學裡頭，衛斯理學院的建校章程（ charter）裡頭明文規定，要任用女性擔任校長，所有的師資也都是女性。《美麗的亞美利堅》（America the Beautiful）的作者凱薩琳‧李‧貝茨，在該校任教（譯註2）。除了貝茨之外，於1946年得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及社會改革者愛蜜莉‧格林‧巴爾奇（譯註3），也任教於此校。

《沒有亞當的伊甸園》（ In Adamless Eden）這部作品，將衛斯理學院的教師描繪成「一件緊密的針織衣服」（a closely knit），由一群卓越的女人所組成的女性主義份子社群，其大部分的成員都是單身狀態，而其中不少人將中產階級的優雅與進步的行動主義這兩種特質結合在一起。在1912年，也就是女性贏得投票權的前8年，衛斯理學院的數學家艾倫‧海斯（Ellen Hayes）是社會主義黨麻州州務卿的候選人，她與另外一位英語教授薇達‧舒德（Vida Scudder）遭到波士頓的媒體痛批，因為她們煽動罷工的「勞倫斯牛奶工人」（Lawrence mill workers）。

對這些學術界的先驅者而言，教育也許能使一個結了婚的女人更增添光采。事實上，他們大部分的努力是用在反駁數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醫學理論，這些理論認為，教育女性會造成不孕症（ infertility）以及精神崩潰。衛斯理學院的畢業生應該要發揮所學，成為學者、老師以及改革者。像其他7所姐妹校的畢業生一樣，她們比其他的女性更不可能走上結婚或是生許多孩子的人生道路。

到了 1920年代，早期的師資已不復存在；好幾年下來，她們所體現的女性主義一直遭到非常強烈的反對攻擊。菁英階層的白人女性拒絕婚姻，而且，許多的家庭遭到「種族自殺（譯註4）」論調者的抨擊。渥特森時代的單身女性如果不是徹頭徹尾的女同性戀，就會被人說成她在「性事」方面有問題或疾病，但這些女性如果身處於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會因為對性冷淡而受到讚揚。

衛斯理學院對這個改變的趨勢所採取的部分回應是，聘用已婚的男老師，即使大部分一流的男性師資並不把女校的教職放在眼裡；尤有甚者，這些原本就不多見的教職被男性瓜分後，並沒有在男校或是男女合校的學術機構中取得平衡。弔詭的是，這些女校一直鼓勵女性想像自己是真正的學者和知識份子，但他們卻以聘用可能能力較差的男性師資、歧視這些能力很優秀的女性學者收尾。

衛斯理學院最初的使命，多多少少可以在電影《蒙娜麗莎的微笑》中隱約瞥見。劇中的開學典禮就是個例子。當學生會主席向冷漠以對的校長大喊「我是女性的代表」的時候，頭戴彩色邊呢帽的各班級，群擠在禮拜堂的門外。衛斯理學院校長的角色是由瑪莉安‧薩德斯（ Marian Seldes）擔綱，她高雅的形象，以及優雅的合身套裝，喚起上一代女性的膽量與勇敢。她很像是年紀比較大的凱瑟琳‧赫本，不耐煩地去監督一群活潑又有生氣的桃樂斯黛（譯註5）。

渥特森這份教職並沒有維持很久：校方無法應付一個會鼓勵學生去思考、感受和質疑自己的教授。她離開後，留下一群生活已被改變的學生。耍手段的「蜂后」貝蒂（克麗斯汀‧鄧斯特飾）將自己從她糟糕的家庭中解放出來，並且成為一個獨立的人；害羞的康妮（金妮佛‧古德溫飾）有了自信，去追尋她想要的男人；好學用功的瓊安（茱莉亞‧史戴兒飾）選擇了居家生活，但她是經過深思才做出決定的。

身為觀眾的我們明白，渥特森的敵人自有歷史評價：在《白手套的反抗》（ Rebels in White Gloves）一書中，瑪莉安‧霍恩（Miriam Horn）以「樞紐的」（pivotal）一詞形容1969年那一屆的學生，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羅德漢‧柯林頓正是其中一人。婦女運動、性革命與反戰運動同時發生，帶給女學生新的權力觀和自由觀。當可以上醫學院的時候，誰還要「美姿美儀」？

這就是當今衛斯理學院的反射，該校因為變成女企業家兵團而相當出名。如果渥特森學生的後代也選擇念衛斯理學院，她們會發現，這所學校和渥特森當年教書的環境相當不一樣，而是渥特森上個世代的貝茨及其同事，所認同的那種風格。賭「擲環競賽」的遊戲依舊存在，只不過不再比賽誰先結婚生子，而是誰會先得到她想要的東西？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

譯註 1

Sylvia Plath，1932～1963。小說《瓶中美人》的作者，生於美國麻州，為著名女詩人。

譯註 2

Katharine Lee Bates ，1850～1929。《美麗的亞美利堅》是首相當廣為人讚美的詩，創作於1893年，並於1895年發表於《公理會教友》雜誌上，經常有人建議將之取代美國現行的國歌《星條旗》。

譯註 3

Emily Greene Balch，美國女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與和平主義者。她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為婦女爭取和平運動的領導人。1964年與J.R.莫特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譯註 4

race suicide，比方說，很多的白人女性不願意生孩子，就會造成白人的滅絕。

譯註 5

Doris Days，美國二次大戰後的爵士樂名伶，影歌雙棲，曾主演希區考克電影「擒兇記」。

在英國的大陸學生非常多，一方面是英國的學校不必考一些有的沒有的考試，例如美國大學部的SAT、研究所的GRE或GMAT，只要語言成績就好；而且就算沒通過，還是有補救機會——那就是提早去念語言學校，開學前通過即可（教育已成為英國的第四大「產業」！）。

另一方面，據某大陸學生感慨的說，現在大陸快速發展下，砸再多錢給子女出國念書，他們都認為值得的。結果就是大陸學生滿天下，對於到英國留學，部分大陸學生還「反客為主」的認為自己並沒有出國，只是班上安插了幾個外國學生！

日前在朋友的邀請下，到一對中國夫婦 A先生與A太太家作客。A先生正在劍橋大學教育系念博士，A太太則已拿到管理學碩士，由於大家有相近的研究興趣，因此也很快就聊開了。他們也是我目前見過最特別的大陸人。A先生聊到他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隱憂，他說，他在英國見到許多大陸學生，都是高幹子弟或家境非常好的，許多人揮金如土、沒有道德責任感，甚至還聽說有些學生一個月的零用錢是五萬英磅（約150萬台弊），以後這些人在劍橋大學或英國其他大學拿到了學位，回到中國成為未來的領導人，那中國還有未來嗎？

他用法國一位思想家 Pierre Bordieu（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解釋。現在中國貧富差距的情況非常嚴重，這群擁有高「經濟資本」的人，投資高金額的教育在子女身上，轉成其「文化資本」，然後相同背景的下一代在異國認識，這經濟、文化資本又加強其「社會資本」！最後這群人擁有最多的資本總合，終究會在社會擁有一定的地位。想到這群即將左右中國發展關鍵的下一代素質竟是如此，而且大陸的社會流動又很不容易，這位大陸同學深深感慨與憂心忡忡！

台灣的下一代呢？情況似乎與大陸年輕人有類似之處，但台灣好在有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只要肯努力的人，就存在著一些希望！但我憂心的是，台灣的社會流動幅度似乎有變小的趨勢，尤其在教育改革之後，經濟資本低的小孩沒有辦法累積自己其他方面的資本，而社經地位高的家庭出來的小孩，一直處於累積往上的狀況，例如他們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哈佛大學等名校，認識更多高社經地位的家庭，而這些都是文化資本的累積。社會流動趨緩甚至於停滯，遲早國家會出問題的！這可能是我國政府要思考的面向。

由於生活的日見優渥，各國的年輕人都有好逸惡勞的傾向，因此我們開玩笑的說：「難道這是比爛的下一代？」比較沒那麼爛的，就是未來的強國？或許我們未來教育的發展目標就是「比較不爛」！

當然，這只是個玩笑，現在的年輕有著上一代人沒有的長處！ Alina是我在外面的語言班上課認識的女士，來自烏克蘭，她來到劍橋是因為先生在這裏工作，因此全家一起過來，包括兩個小孩。Alina聊到這一代年輕的「自信」，是她們傳統教育之下無法得到的，但她很憂心這種過度、過早的自信，會造成他們無法謙卑的學習，於是一遭受困難就怨天尤人，而不會檢討自己；換句話說，這種建築在沙堆上的自信，很容易就被外來的海浪沖毀。

英國老師 Cathy認為，現在的英國小孩在教育改革之後，比她們以前念書時要快樂，也更有創造力！台灣小孩呢？好像比上一下多了自信，快樂程度呢？據台灣的調查，大部分小學生似乎不怎麼快樂，或許他們有不同的壓力，也或許他們對快樂的定義、要求，跟上一代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