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發動公投議題，對岸跳腳不已，捉狂幾乎已成定局，然而國內似乎還歌舞昇平，沒有意識到危機，實在令人擔心。

台灣人民雖然歷經多次台海危機，但在 95、96以及2000年中國的準軍事行動雷聲大雨點小，卻讓台灣人從此掉以輕心，認定中國就是隻紙老虎，色厲內荏。這種輕率的心態和膚淺的觀察，固然有政客的誤導，也是因為太不了解中國才會如此。

中共是個土不拉機的政權，建政的開國元老多是沒念過幾本書的地痞流氓，粗魯無禮是必然，對付敵人除軍事上動刀動槍，還得政治上嘴巴低三下四、不乾不淨，兩者搭配，對外 ?釱對內都有交代才算完美演出。這樣的中國式迎敵策略，幾十年來雖然因為見了世面而有精緻些的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溫家寶穿西裝，也不過是披著羊皮的狼，別忘了他絕對是鬥爭高手，才能在槍林彈雨的中共鬥爭場上殺出重圍，所謂「溫情總理」，跟拿刀叉吃人肉的食人族一樣，骨子裡的毛病是不可能改變的。

中共政權有個陰狠的內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當它口頭上罵得凶的時候，那是中國人好面子的民族性在作祟，只要給個台階，不鳥它，時候到了自然閉嘴。

不過，當情勢罵不開時，中共就會開始來陰的，嘴上的罵腔少了，代以被動應景的回應多了。陳總統發動公投以來，中共的「文攻」策略就有這樣的趨勢，官方利用機會罵兩句，力度雖強，不過量卻減少了，數量的配額轉讓給周圍御用的媒體和學者承包；頭頭們甚至反向操作，來幾句「溫情攻勢」；但更大的時間則隱身幕後圖謀策劃。就如我一位軍方的朋友說的：「如果要打，這次我們是不會發出警告的。」

我們很少去注意到以上所說得態勢，但是中國人可清楚的很，很多中國的朋友都注意到這樣的氣氛。以前儘管所謂的「台海危機」看來凶險，但是大部分中國人都說「打不起來」，但是現在我碰到的人都開始擔憂了，他們多認為「就要打了」。數月以來，我只碰到一個人還很樂觀地說「不會打」，可惜他是個成天作夢寫詩的詩人。

一些統戰部門的人以前看到台灣人都笑嘻嘻的，沒事大家還能互相政治調侃一番。但現在他們的笑容收起來了，喝酒、吃飯就是吃飯、喝酒，一碰觸到政治話題就立刻閉嘴，這是十餘年來我和中國人接觸所沒有遇到過的新狀況，氣氛詭譎陰森。

在發展不對等的狀況下，台海兩岸的處境落差很大。加上對面穿西裝的大野狼政治手腕越來越精緻，我們更是連還手都陷入不知如何如出招才是的窘境。

中國在對付台灣時，講的是借力打力。台灣是民主社會，特別在意國際民主同盟和輿論，中國就從這兩方面著力操作。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刻意的包裝下訪美，和美國政客頭頭一搭一唱，唬得美國人一楞一楞的；對外則駕馭媒體做先鋒，尤其是面向海外的媒體，像香港鳳凰電視台，不論是新聞、評論都能刻意稟承中央意志，蒙著眼睛和心肝醜化台灣，善盡其身為中國一部分的國家責任，比中央台還中央台，愛國情操令人「動容」。

然而，台灣最大的危機還是來自於我們自己，中國利用台灣內部的矛盾，發動政治作戰攻勢，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台海戰爭已經爆發了，對中國而言，這是成本最小，殺傷力最大，可以取得成果最豐碩的對台戰略。

前陣子在台灣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台諜案」，中國就是打中台灣人的政治矛盾要害，讓我們內傷不小。

純粹由案子的發表面展來看，這起所謂台諜案，實在是荒謬得可笑。中國先是藉對外窗口的香港媒體放話；然後台灣內部政治勢力紅藍配，配合演出，打擊執政當局；力度不夠時，中國政府再補上「證據」，由官方「坐實指控」。三方演義，天衣無縫。

不知道是從小受到電影的影響，我一直以為間諜是個很神秘的行業，當間諜的都是硬漢，家屬更是大義凜然的愛國者。間諜們如果失事，一定是打落牙齒和血吞，永遠以沉默來表達愛國至上情操。現代台諜案的發展卻非如此，頗令人失望和訝異。一些現任或是過氣的國內異議政客，竟然可以了解間諜所有的「內幕」，發動失事的「家屬」哭哭啼啼地上電視，硬逼著國家當局要「救人」！簡直比台灣霹靂火的「 face off」更傳奇。我們的間諜網如此公開、透明與脆弱，不知人員是不是都委託便利超商代訓，然後宅配到敵後，名單隨時公告在麥當勞門口？

中國巧妙地利用了台灣人的小心眼，和國家意識認同模糊的罩門，搞了這樣一個卡通式的台諜案，而國內甘心或不甘心被利用的，都被耍弄得暈暈呼呼，實在令人感慨！被中國利用的政客們，在見獵心喜之餘，以為逮到打擊執政當局的機會時，是不是也要用用腦袋思考，稍微拿出一點良心來做為政治事業的參考座標？中國連捉法輪功、民主異議人士都不會大張旗鼓，且從不證實，大家都只能由私下管道互通消息，他們會去「證實」台諜案，見鬼了。

如我先前說的，某個角度來看，台海戰爭已然爆發，而我們卻還渾渾噩噩，矛盾重重，這仗是該如何打呢？在台灣，我們鑼鼓喧天，像在戲台上唱大戲似地內鬥炒翻天；對面卻已然銜枚夜行，整軍待發，致命打擊隨時可能發動。愛台灣的口水我們已經噴得太多，值此危急之際，親愛的台灣同胞，我們到底準備好了沒有？

當維克多森（ Lane Victorson）7年前從葛摩群島返回美國時，他四處打零工，不曉得自己究竟想做什麼。他曾到一家青年會館擔任志工，輔導暴力犯罪和性侵害犯，做過建築工賺點錢，也販賣遠距離電話服務。這些工作，如他所說的，通常只是混日子而已。

曾與維克多森同在葛摩群島擔任和平工作團志工的一名成員，告訴維克多森和平工作團伙伴計畫（ Peace Corps Fellows program），他準備要展開一個全新的人生。

自 43年前首屆和平工作團志工應徵起，迄今已有數十萬名美國人離開國土，到世界各地建校修路、設立企業互助機構和健康醫療診所、教授英語及農業森林學。返國後，他們對週遭不幸者的需求更為敏銳，許多志工貢獻時間和精力從事故鄉的發展工作。但有些志工卻奮力在照顧自己需求及專業助人之間尋求調整，他們因不知如何取得合適證照和合適工作，而面臨求職上的困難。

就像維克多森，許多返國志工──到目前為止，有 2千名──在過渡期間，已向和平工作團伙伴計畫尋求協助；伙伴計畫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學畢業生計畫，目的是為了幫助返國的和平工作團志工，運用他們在海外學得的技能，取得學歷及專業資格和就業經驗，以在故鄉有出任公職的機會。

和平工作團伙伴計畫執行長提帝（ Michele Titi）指出：「我們觀察到許多返國的和平工作團志工，視旅外的經驗為生命中最高潮的時刻、他們提供最大服務的一刻。然後我們就想，他們返回故鄉後也能提供很多服務。」

自 1985年創辦伙伴計畫以來，美國已有32所大學與和平工作團簽約，招收這些返國的志工，提供他們不同領域的學習機會，從企業管理、護理、休閒、停車管理，到都市規劃和社會工作等。

但這些大學要求返校進修的志工，一般課業之外仍得增加實務學習，即他們必須到落後社區實習。伙伴計畫的經費來自於承辦的大學、和平工作團和其他來源，該計畫對所有返國的和平工作團志工開放，無論他們返國多久。

例如，有一位志工剛從教英語的哥斯大黎加返國，在取得教育碩士學位後，目前在芝加哥的低收入住宅區教授英語、西班牙語雙語課程。

另外一名志工 20年前在塞內加爾，花2年時間建構了一個婦女小額信用貸款計畫，現在她取得了非營利組織管理學位，並在匹茲堡的一個救饑計畫裡工作。去年曾在保加利亞興建一所學校的某位和平工作團志工，目前正在修幾堂法律課程，並在一個青少年法律計畫裡實習。10年前曾在巴拉圭擔任農業森林技工的一名年青男性，在取得環境研究學位後，目前正著手研究偏遠社區所面臨的經濟和農業問題。

拿到馬里蘭大學社會工作學位的維克多森，目前是巴爾的摩市施瑞佛社區的組織者。他說：「當你返回美國之際，你的同儕已從事 3年的專業工作，而你的社會接觸僅限於非洲。你知道自己必須打造一份事業，卻覺得力不從心，因此能夠利用一些援助。」

伙伴計畫希望這些返國的志工，能繼續從事大學畢業以後的服務工作，使他們的專業知識在所居住的社區運用。

從合作大學取得學位的和平工作團志工，通常不一定要留在學校附近的社區服務。但在巴爾的摩市，一項研究發現，參與施瑞佛社區計畫的 81％志工，非來自於馬里蘭州；在完成這項計畫後，有71％的志工選擇留在當地。許多志工甚至在他們所服務的社區購屋，成立家庭。

部分返國的志工對自己家鄉的貧窮和需要感到不可思議。在摩爾多瓦共和國教英語的志工亞蘭德（ Jennifer Arndt）說：「在我參加和平工作團以前，我就考慮過到摩爾多瓦教書。」亞蘭德幾年前取得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目前在巴爾的摩市為貧窮區的小孩指導一項法律課程。「但現在我環顧四週，然後捫心自問：『我究竟身在何處？這裡不是摩爾多瓦，而是美國。』我常常搞混。」

亞蘭德和維克多森在海外所任教的學校，廁所沒有衛生紙，更不要說是飲水機，或供學生上課的足夠教室。維克多森說：「人在海外，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帶有異國情調，也超級重要。返國後，來到一個像巴爾的摩的城市，你開始了解到，要做的事情比在第三世界還要多，這實在很荒謬。」

參與伙伴計畫的志工，在惡劣條件下，仍能堅持到底。歌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伙伴計畫協辦人狄克森（ Reed Bradley Dickson）表示：「這些伙伴對吃苦習以為常，對所指派的任務更是堅持到底。」伙伴計畫裡從事教職的志工，留職率相當高；而在美國，一般教師的流動率十分驚人。狄克森說：「志工的成熟度和生命經驗，讓他們可以忍人所不能忍的挫折和困難。」

曾在加彭共和國擔任志工，目前擔任施瑞佛社區伙伴計畫協辦人的泰勒（ Jobi Taylor）指出：「和平工作團的志工通常不是那種喜歡上班打卡或為錢工作的人，我們希望保留這種與眾不同的精神。」

維克多森說：「志工參與和平工作團的經驗，也許勝過從事其他行業。你離開祖國，到海外服務不同族裔的人，並學習如何尊重不熟悉的人和環境，返國後，再嘗試做更有益社會的事。這才是你真正服務人群的起點。」（取材自基督教科學箴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