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生命的再生阿爾市是梵谷、高更等印象派畫家曾經居住過的小城，法國文化部自 1970年開始，每年7月在此舉行國際攝影節，5月到坎城舉國際電影節。在開展後幾年，阿爾市更設立了國立攝影學院，成為舉世最佳的攝影藝術教育、創作環境。

紀國章表示，阿爾國際攝影展（ Les R.I.P. d'Arles）官方展每年約為30至40檔次，但有許多非正式展，利用民房、教堂或咖廳展等等自行展出，遊客逛一下阿爾市就可以觀賞到至少60個攝影創作展覽。

1997年紀國章獲邀阿爾國際攝影展（Les R.I.P. d'Arles），他的作品被放在梵谷文化中心紀念畫廊，那原本是收留梵谷的精神病院，法國文化部出資將之改造為高級的展場。把舊公共建築轉化為藝術空間，是法國文化體制的重要創意之一，例如奧塞美術館，是棄置不用的舊火車站改造而來。紀國章說，台灣近幾年主張文化創意產業，就從法國學來將棄置不用公共建築，轉化為藝術展演空間。但除此之外，台灣並沒有學到法國，營造一個豐富的藝術環境以及善待藝術家的真正精神。

紀國章 1994年返國後，覺得在台灣壓力很大，反而是回到法國最能釋放他的壓力，或許是因為那是一個接納藝術家、尊重藝術家的社會。他不諱言對台灣的文化體制感到沮喪灰心。1995年元月，他開始為布袋戲大師黃海岱留影，但這段與國寶級藝術家相處的經歷，更讓他覺得台灣的文化官僚對藝術工作者的無知與無能。1995年4月13日，恩師郎靜山去逝，他錯愕地發現台灣政府對這位國際知名攝影藝術家的冷漠。

紀國章指出，法國文化部遺產司下設攝影文化遺產保存局，每有藝術大師去世，便編列預算，指定專家團隊 3至5人，用2年的時間，進行分類、建檔、修護的工作，第3年進行展覽推廣，並出版作品集、傳記，以實際行動，來標榜法國人發明「攝影術」的驕傲，並將藝術家生命力所化生的精緻作品，有系統地保存下來、推廣出去。

紀國章說，他曾為郎靜山接洽相關作品典藏計畫，法國文化部方面表示了極大的誠意與意願，當時媒體報導文建會主委陳郁秀表示希望「國寶」能留在台灣，並會派人洽談瞭解，想不到苦等 3年，郎靜山家人及紀國章都沒有接到相關的接洽訊息，紀念展都已經辦了幾次，政府連一個「瞭解」的行動都還沒有開始。

此外，大環境也十分不利於攝影藝術創作者，紀國章說，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進過電影院看過電影，但卻很少人進藝廊看攝影展，更不用提典藏攝影作品的風氣。由於一般人認為攝影作品有底片，可以無限量發行，所以不會保值，寧可採購畫作，但紀國章表示，版畫也算是可以複製的作品，但在重要的藝術品拍賣場合司空見慣，並沒有所謂「無限量發行」致價格崩盤的情事，更何況歐美拍賣場也開始拍賣攝影作品了。

紀國章表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真研究過攝影藝術家的處境，因而制定了一個「默契」，希望所有創作量與質達顛峰的中青輩攝影家，同一幀作品只複製 50張並編號，作者保留第一張（#1），其餘49張可以在市場上流通，如此有助作品日後增值，除了讓藝術家可以安養晚年，更增加私人典藏的動機。目前國際知名攝影家都遵守這個默契，因此其實攝影作品的量，要比版畫要來得少（版畫界的默契限定是100張）。

台灣攝影作品典藏的價格、數量及品質都不足，台灣無法尊重國寶級藝人的遺作而典藏推廣，亦無專業人才來進行文化資產的保留，台灣的文化官僚對攝影藝術的無知等等，這些都是大環境的現實，也是紀國章在交出國際成績單、取得藝術家身份證後，無法再逃避的折磨。

1999年後，紀國章尋思在台灣辦個展，到底目的是什麼？辦給誰看？難道只是自己在肯定自己、檢驗自己是否進步嗎？他找不到答案，加上重新回到媒體的工作壓力，紀國章陷入了憂鬱的低潮中，持續5年，藝術生命幾乎找不到出路。

就在這個當頭，數位影像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前數位時代」的紀國章，不知道自己費盡心血所發展出來的藝術生命與技術，是否會一夕之間被數位浪潮淹沒，再也無法保有創作的獨特性與主體性。他說自己是最尷尬的一代，老一輩大師已經有歷史定位，不必管新技術的發展，新世代是在新技術中成長，也沒有什麼問題。但像他一樣的中青輩的創作者，必須面對陌生而令人恐懼的技術衝擊，並做出選擇，涉入還是被淘汰！

紀國章說，有些人把數位合成照當成了藝術創作，在他而言，如果因為數位技術取代了主題構思與布局，讓創作者不必再三審視攝影素材，去發現前人未曾意識的角度，那麼只要會用電腦影像處理軟體的任何人，都可以是藝術家，而藝術的創作，就可以是數位技術的隨機組合，這等於宣告他過去辛辛苦苦的藝術實踐的落伍與過時，也是他藝術生命的死亡——不必再到植物園苦候荷花枯萎，不必用心算計每一道波紋能夠帶來的視覺感受，更不用提及在暗房中數以千計日子裏泡出來的技術效果。紀國章發現，數位技術將使得「大師」與「藝匠」無所區別。

不只紀國章有拒絕數位科技的情結，他到法國和一些攝影家們聊天時，也都發現了同樣的憂懼。他們不想被數位科技牽著走，因為他們不曉得一頭栽進電腦之後，是否還可能擁有往日的藝術能力與空間？是否能夠保有特定的風格？有一些社群於是堅持以「純影像藝術作的精神風格」來劃清界線，或根本是拒絕數位技術的誘惑。紀國章自覺，數位技術帶來的壓力，也是讓他沉沒於憂鬱之中的另外一個因素。

紀國章認為，藝術家從事的工作就是概念轉換和表達於實體，是「從無到有」的創作過程，一件藝術品從作者腦中理念，到化為實體，要不斷自問「到底要做什麼？到底要表現什麼？」技術雖然重要，但觀念藝術總要凌駕於技術之上，數位技術太過強勢，讓他很沒有信心去駕馭。此外，盤算現實，若將心力投入電腦技術的學習，將減少傳統攝影藝術創作的時間，如果沒有什麼成果，那也意味著是「走錯了路」！

去年 6月，紀國章在創作的荒漠中，以「置之於死地而後生」的決心，開始學電腦，當初忖度大環境如此，就算他走入數位世界是失敗，也無所謂。他說：「不瞭解會更恐懼，更可能被淘汰。」半年來，他在學習中創作，在創作中學習，不斷提醒自己，要用藝術之心來帶領技術，而不要陷入於強大技術工具的誘惑，終於發現使用數位技術的「定位」，很簡單，他說自己只是多了一個「數位暗房」，或多了一個表現的媒材工具。

今年，紀國章剛滿 40歲，在沉寂5年之後，他終於要再開個展，並且完成經營近10年的「色彩三部曲」，近日展出的「印象‧櫥窗」作品與「黑白律動」有著強烈的對比，在許多破碎、扭曲的實體光影／倒影之上，鍍以極其飽和的顏色，他再度以平凡而人所忽略之處，彰顯了無處不在美學結構。雖然從憂鬱症的谷底走出來，紀國章不諱言他皈依基督信仰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這次個展的內容，是他自1997年起陸續在國內外拍攝，融通了數位技術的成果，並未脫離他10年來的色彩三部曲的創作意圖。在可能實驗失敗的風險下，紀國章頑強地選擇呈現這些成果，但因為還沒有獲得國際藝術攝影社群的回應，他不敢斷言成功。

觀賞「印象‧櫥窗」，也是觀賞一個專注創作的生命的心窗，他生於斯長於斯，以具有國際與歷史的視野，深刻的感官敏感度來從事創作，並召喚並挑戰著我們心窗的框架，讓我們回到生活中極其平凡之處，也是極其基本而安定之處。

「印象‧櫥窗」將於 1月16日起在FNAC台北環亞店展出。

學習的重點不是學校，而是整個大環境！

留法攝影藝術家紀國章表示，台灣、法國的藝術學生求知欲望沒有太大差別，但台灣與法國的藝術環境差了十萬八千里，因此想要學視覺藝術的人，多半仍選擇到巴黎或紐約。

紀國章曾任法國國立藝術學院的客座副教授，目前也在國立藝術大學兼課，教過兩地的學生。他表示除了藝術環境上的差異，法國藝術學習硬體也比較優越，「在法國，藝術教育體系隸屬文化部，而不是教育部」。

紀國章認為國內藝術教育的體制較缺乏彈性，例如戶外寫生實習，必須要很早就向學校申請，但在法國，藝術老師享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權，只要學生不抗議，當天告知學生都可以。「這只是一個例子，或許是台灣學校顧慮學生的安全吧！」紀國章表示。

此外，紀國章認為台灣學生傾向保守，容易「體察上意」而不自覺囿於師承，無法突破，「就像參賽者會去猜評審是誰，而投其所好」一樣。幸好為了分數而不選擇自由發揮的氣氛，近年來已經逐漸降低，或許這正也是「大環境」影響的另一個明證。

目前網際網路發達，紀國章認為可以彌補兩地訊息落差，學生上網查找資料，也是重要的學習，但真正全方位培養學生創造力的，還是大環境。

紀國章指出，藝術教育的前提，就是不要給學生「框框」，不要預設範疇，讓學生能夠依其感動來創作，而生活週遭環境才是最多感動的來源，因此大環境裏令人感動的藝術與美，勢必是新世代創作的泉源。

法國以發明攝影術為傲，每年全國各地要辦理超過 500個攝影展，尤其阿爾市的國際攝影節，更是全球攝影藝術家會師的聖城，這個小城優美風景，曾讓梵谷、高更、畢卡索等印象派畫家盤桓流連。法國文化部透過藝術創作者的敏感，瞭解阿爾城在國際藝術創作領域的優勢，1970年起辦理國際攝影節，數年後更在這個不到10萬人的小城，開辦法國唯一一所國立攝影學院，成為國際上全方面培養視覺影像藝術創作能力的攝影重鎮。

在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開課的經驗，真是讓我永生難忘！

去年 12月中旬，修我「性別、知識與權力」課程的石定洲突然發了一封信給我，信中提及二週前的「體檢報告已經出爐，醫師告知有罹患淋巴腺腫瘤及甲狀腺腫瘤的現象，學生將於12月16日再度住院接受放射線檢驗，報告會於12月25日出爐，醫師建議我檢驗期間保持休息狀態，因此，學生想請假兩週，關於作業部分，希望老師能讓學生延後補交，部分需要導讀課程，也懇請恩師於體檢報告出爐後，能讓學生再行加量補齊，以示公平。」

看到這樣的信，真是令我震驚不已。石定洲是中途加入我班級的研究生，看起來高頭大馬，身體健健康康的樣子；沒想到，一生起病來就如此嚇人。為了讓他安心看病治療，我回信請他以治病為重，功課先不要放在心上。

過不了兩天，他回了一封署名「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信，其中指出「明天就要去檢查，今天抽空到書店買書，計畫帶到醫院讓自己消遣用，煞是有緣，竟遇到同學。其實，人跟人相處就是一種緣分，跟她招呼寒喧後才發現，求學問、做人，不都是如此？自從企管專科畢業，插班輔仁大學唸法律，到中山大學修教育學程，以至到世新唸碩士，這之中固然有許多恩師提攜，但是賴老師的影響讓我受益匪淺。」他在信中還稱讚我「倚老不賣老、彈性不固執、幽默不傷人、關心不冷漠、真誠不矯情」。

透過同學的信中看自己，的確是一種人生的體驗。尤其來自面對生死交關疾病的學生的口中，更讓我難以自已。我也沒有想到我在性別研究所第一次開課，就能讓這一批學生讀出如此的興味。

在這一堂課中，我開了一些書單，多半是知識與權力相關議題的讀物，這其中包括一些批判味道甚重的翻譯作品。他們必須輪流導讀，每週更必須寫心得報告。我很難得看到有如此投入的學生，他們彷彿找到自己人生的缺口，讓自己流入知識的大海中，接受各種不同思想的衝擊與挑戰。

這一些學生，來自不同學門。其中兩個是旁聽生，有一個更是國北師的研究生，目前在國中任教，每週老遠請假從新莊跑到世新來聽課。我有時雖然常為了一整天的課感覺疲累，但看到他們如此興緻高昂的樣子，我都會不自覺提起精神，與他們神遊思想的世界。

有一天我不知為何，跟他們提到米蘭昆德拉《生命不可承受之輕》這一本書，並談及我幾年前研究名人自殺的過程，我曾因此收集了不少顧城、老舍、三毛、王國維、班雅明、海明威、三島由紀夫及川端康成等名人自殺的資料。萬萬沒有想到，這些學生除了聽得非常動容，聊開以後，我才曉得這些學生有的或有親人以自殺結束生命，有的更有過自殺的念頭，有些還親身嘗試過。石定洲就不諱言，他曾割腕幾次。

看來，年紀輕輕，他們在人生的旅途上並不順暢，他們曾經如此艱難地面對生命中幽黯的深谷。現在，他們進了研究所，讀書讓他們找到另一種的快樂，但往後呢？我實在不敢多想。我現在只想盡一己之力，帶這些學生經驗大思想家奮鬥的歷程，這或有助於他們走出自己的一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