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個月前，隻身離開台灣到英國求學，在機場，我沒有哭；這幾天，兩個朋友到劍橋來拜訪我，他們離開前，我反而難過得哭了起來！朋友抱著我說，那我們過兩天再回去好了，我哽咽著說：「我該念書了，所以你們也該走了！」

等淚水慢慢乾，思緒慢慢清楚，我終於瞭解為什麼離開台灣前我沒有哭，不是不難過，而是未來的壓力與挑戰遠大過離愁的哀傷，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流淚。我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把 40多公斤的行李順利帶到劍橋，一到劍橋，一天到晚忙著儘快讓自己安頓下來。在劍橋的第一學期，充滿了壓力、挑戰與新鮮感，更沒有時間傷感或想家。

慢慢的，我適應了英式英文、知道如何靠左邊騎腳踏車、走路不必再帶地圖、交了許多朋友，對於劍橋這地方也從第三人稱慢慢變成第一人稱，從「他們劍橋如何如何……」變成「我們劍橋如何如何……」。再去了幾次倫敦後，「我們劍橋如何如何……」變成朋友之間的口頭禪！

耶誕節前 10天，開始我的假期。由於朋友們都還忙論文，我隻身前往劍橋附近的一個小鎮Ely走走，找到一幅二手的油墨畫，只要台幣120元；一個看起來非常英國皇家的靠枕，也只要台幣200元，我滿意極了。耶誕節那一段時間，我們幾乎跑遍了劍橋大學許多有名學院的耶誕彌撒及唱詩班的合唱表演，都是免費的，其中還包括國王學院世界知名的合唱團耶誕節獻唱，聽說有人一大早就去排隊，等待下午3點半才開始的表演，我們1點才去排隊，也非常幸運的進去教堂了。

耶誕節聖安德魯教堂（ Saint Andrew the Great）的免費午餐，讓我們認識來自倫敦大學的Angela，我們一行人騎腳踏車徜徉在劍橋的郊區，沿路的風光讓我們不得不聊起「人間四月天」中徐志摩的愛恨情愁；隔兩天，跟一些朋友到倫敦去玩，是Angela當我們深度旅遊的導遊，也認識了來自美國衛斯理（Wesley）的Alice，她說兩年前還跟資深校友蔣宋美齡女士握過手，對那雙有力的手記憶猶新，沒想到不久前聽到她去世的新聞！

過兩天，我以前的同學來劍橋找我，一個在美國康乃爾、一個在愛丁堡大學念書，跟他們一起在劍橋閒逛了兩天，除了以觀光客的心情，第一次帶著相機重新看「我們」這個小鎮，在廚房裏嘗試各種中西合璧的新煮法，也是我們的重要娛樂之一：如何以現成的材料做出有台灣樣子的米糕、如何用義大利麵煮出可口的燴麵、如何用微波爐煮飯……。就像變魔術一樣，若一直在台灣，我想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煮飯也可以這樣有趣、有創意。

朋友離開前的下午，我心中似乎就藏著一片烏雲，跟當時的天氣一樣；在他們離開前 5分鐘，烏雲的濕度達到飽和點，終於下起雨來，我竟然在他們面前不能自已的哭了起來。一方面是不捨；另一方面，他們的離開，正是學期快開始，代表著假期的結束，新挑戰的來臨。而我，必須獨力奮戰！

清單提到水泡、濕疹和皮膚癌，珍妮佛‧柏德力克整個人就亮了起來。她同時也是個狂愛整晚拿來睡覺的傢伙。兩個特點結合在一起，讓柏德力克在醫生這一行中，面臨了重大的改變。

今年 31歲的珍妮佛畢業於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她正在接受訓練，成為一名皮膚科醫生。對新進的醫生而言，皮膚科已經變成競爭最為激烈的領域了，在過去5年當中，想擠進這個領域的醫學院學生多了40％，與此同時，對全科醫療（family practice）有興趣的人卻減少了40％。

這個領域也許已經從電視表演和化妝品治療的時尚中找到新風格，但對年輕的醫生而言，皮膚科這個領域滿足了另外一個渴望。今天的住院醫生，泰半都是女性，他們開始在選擇專業的時候，會考慮專家所謂的「能操控的生活方式」（ controllable life style）。皮膚科醫生通常不在晚上和週末工作，能夠好好控制自己的時間，且病人常常於就診時即支付診療費，而不必處理醫療保險的麻煩事。

拒絕整形外科發展機會的珍妮佛說：「外科醫生的生活方式實在是太糟糕了。我想要建立家庭。可是，當你一個禮拜要工作 8、90個小時的時候，你連自己都照顧不來。」

其他也相當讓人感到討喜的專業還有放射學、麻醉學甚至是急診醫學，姑且不論這些專業之間的差異點，它們都可以讓醫生們在交班完後把工作丟在身後，使醫學的「一肩挑起」（ all-encompassing）的程度降低，而比較像是朝九晚五的工作。

社區醫院伊凡斯頓‧西北醫療中心（ Evanston Northwestern Healthcare）與西北大學芬伯格醫學院有合作關係，其醫學教育主任葛列格里‧魯特奇表示：「年輕醫師想要的是，當他們輪班工作結束後，不用再把呼叫器掛在身上，下班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根據 9月份發表的《美國醫學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魯特奇醫師與另外兩名作者表示，2002年有55％的醫生在選擇專業的時候，會將生活方式納入考慮項目。這項因素比收入還要受到年輕醫學院學生的重視，會在乎收入多寡的人，只有9％。

幾百個皮膚科住院醫師的職缺，有不少頂尖的學生共同角逐競爭。為醫學院學生找擔任住院醫師機會的「全國住院醫師實習期媒合計畫」（ National Residency Matching Program）於2002年提出的一份報告指出，受訪者中有338人表示對皮膚科有興趣，而1997年做此表示的有244人。

2002年，有944名高年級生想要成為麻醉科醫師，5年前想走這一行的只有243人，至於想從事放射醫療的學生，則從463人倍增至903人。

為數眾多的醫學院老師指出，對皮膚科與麻醉科等領域有興趣的學生人數增加之際，受到傳統醫學領域吸引的人則變少。以 2002年為例，對一般外科有興趣的學生人數從1,437減少至1,123人。

而這個現象使得許多的醫生和教師擔心。

醫學界原本搶手的專業領域，出現人才流失的說法，已經不是新聞。最近這幾年，愈來愈多的醫學院學生想擠進所謂較有「錢途」的領域。醫學系的老師們表示，現在新的概念是強調生活方式。這甚至意味著，在某些情況下，醫生們願意選擇收入比較不高的專業領域為發展方向，比方說，從事急診醫學或是擔任兼職的醫師職位。而在皮膚科和放射醫療等領域，醫生不但對時間可以享有更多的支配權，相對而言，還可以拿到較多的薪水。

根據「美國醫學協會」，一個皮膚科醫生平均年收入為 22萬1千美元，而他一個禮拜的工作時間為45.5個小時。比起內科醫生或是小兒科醫生，這可是比較賺錢的，而且也不會耗掉那麼多的時間。內科醫生或小兒科醫生的年薪是13萬5千美元，一週工作50個小時以上；一個一般外科醫師的年薪是23萬8千美元，但一週要工作60個小時，而整形外科醫師一週工作58個小時，年薪卻有32萬3千美元。皮膚科的住院醫師人數一直在增加中。「美國皮膚科醫師協會」表示，住院醫師第三年的人數有343人，第二年的有377人，第一年的有392人。

這股在乎生活品質的趨勢出現後，醫學界開始面臨「如何平衡病人照料的需求與防止醫生過勞」的難題。從去年開始，住院醫師每週的工作時數，有了不得超過 80小時的新規定。

有些醫療領域，比方說放射醫學，雖然對醫師長時間工作有所限制，但晚間與週末因急診病患所需的呼叫並不受此限制。

教育人士指出，有一些因素可以解釋醫界這種強調生活方式的新現象。史丹福大學醫學院學生專業發展事務主任伊里亞德‧沃夫（ Elliott Wolfe）表示，醫學院學生有愈來愈高的比例是女性；根據「美國醫學協會」於2002至2003年所作的一項調查，醫學院女學生的比例高達49.1％。比起傳統上吸引女性注意的小兒科和家庭醫學，皮膚醫學能提供醫生更多可支配的時間與收入。

哈佛大學的醫學院預科與保健顧問主任李‧安‧麥可森認為，醫科學生在考慮從醫這條路的未來時，相當重視將來能否擁有醫學以外的生活。她表示，曾經和許多醫師的孩子聊過，這些孩子的父母擔心，自己會在孩子的生命中缺席，如同他們的雙親那樣。

皮膚醫學是所謂的「能操控的生活方式」的象徵。此外，拜老化與富裕的人口所賜，當住院醫生畢業時，會有大量有關臉部和身體的治療與重建病例等著他們動手。在紐約曼哈頓，似乎每個禮拜都可以看到新的「一次搞定皮膚科 SPA」（One-stop dermatology spas）開幕，這種地方提供消費者在短短的午餐時間內，快速進行豐唇手術、雷射治療與臉部換膚。這不是「速食」（fast food），而是「快速的美容」（fast facial）。

在曼哈頓執業的丹尼斯‧葛羅斯（ Dennis Gross）表示：「做皮膚醫學這一行，可以有自己的時間。一天要看15個或10個病人都可以。很少會有什麼緊急的病例出現。皮膚科從來就不是急性的狀況。」除此之外，葛羅斯還說，皮膚科醫師治療的手續是很有賺頭的；由醫師負責一半過程，施打12分鐘的肉毒桿菌素（Botox treatment）將花去一名病人4百美元。

保羅‧勞倫茨（ Z. Paul Lorenc）和馬力克（Marek M. Lorenc）這對48歲的雙胞胎兄弟，正是說明從醫生活方式不同的最佳範例，這兩位醫生各自選擇光譜的一端。

馬力克是在舊金山北部的聖羅莎開業的皮膚科醫師。他從早上 8點一直工作到傍晚6點，而且，很少在晚上接到醫院的電話，這讓他有充裕的時間和妻子及小孩相處。馬力克說：「當我下班後，我就是一名父親。我會去看足球賽，並且充當球隊的教練。」

馬力克的孿生兄弟保羅，則是在曼哈頓當整形外科醫師。早上 7點前，他就得和兩個還在夢鄉的孩子吻別，然後出門上班。到醫院後，他要做拉皮手術（face lifts）、隆乳手術（breast augmentations）以及抽脂手術等需要隨時留在醫院裡的精密外科療程（intensive surgical procedures）。保羅經常要晚上9點過後才會回到家，而且星期六也不得閒，得進辦公室。他幾乎無法好好跟孩子相處，但是保羅說，這是想在這一行出類拔萃必須付出的代價。

對於當今醫學院學生所缺乏的奉獻精神，保羅感到相當困擾。做為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醫學院的師資成員，他表示，醫學院學生在乎生活方式的現象是全國性的。

保羅說：「當住院醫師跑來想謀求工作時，他們會問，晚上接到醫院電話的次數如何？這顯示出，現在的準醫師們，意願比較不強烈、不夠堅定，且奉獻精神較少。」

但是，柏德力克這位準醫師表示，她將不會逃避辛苦的工作。雖然她以後想要生兩個孩子，但是，她仍然打算生完孩子後，從事全職的醫職。

柏德力克想要避免的是，混亂、不確定性，以及涉及其他專業時缺乏的控制感。今年 32歲，在史丹福擔任放射腫瘤科住院醫師的克拉拉‧崔（Clara Choi，音譯）對於柏德力克的理由感到心有戚戚焉。崔發現，放射腫瘤科這個領域十分令人著迷，她也指出，有時候免不了會接到醫院突如其來的電話。

已婚的崔一直打算要生孩子。她說：「如果我有了孩子，而每個星期三、四的晚上都得待在醫院，就必須找人來照顧小孩子。」

魯特奇醫師表示，他完全了解崔所說的內容，他說：「因為一個禮拜會被醫院召回 3至5次，我錯過了許多生活方面的東西。倒也不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大罵一番，但我認為，我們應該要承認，醫學界正發生這種在乎生活方式的變化。」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