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4.02.07

陳由豪越洋發表公開信，固然有為己換取解圍籌碼的考量，但不可諱言的是，若無陳由豪自曝政治獻金的哲學，許多人恐怕仍然會把個人對藍綠的愛憎血氣當做民主實踐。

請記住，陳由豪絕非獨樹一格的政治投資者。對執政黨撒大錢進行投資、對在野黨施惠當創投的方式，早已是資本巨賈參與民主政治的基本ABC。民主政治原應具有的競爭不確定性，在他們手裡卻是再安穩不過的遊戲規則，政黨縱有輪替，也不致改變真正的政治結構，治人者與被治者的劃分標準，因此從未改變。換言之，當初人們以民主擊垮了以天命自居的封建貴族而開啟了解放的文明，如今民主卻又被資本主義所擄，進步價值反為眼下既得利益者的彩妝，不正召示了某種新奴役狀態的反挫現實？

可惜的是，太多的人已經對這個危機習焉不察，而將類似陳由豪的獻金邏輯視為某種「醜聞」，故極力呼籲更高技術門檻的陽光法案。然而，美國這種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能謂民主櫥窗？在白宮方面，小布希、錢尼與石油鉅子的關係人盡皆知，甚至為了石油利益都可大動干戈一場；至於在野的民主黨，目前熱鬧花俏的「草根」初選，其實也是一場金主動員的較量，更遑論向來支持民主黨的工會、少數族裔已不知嚐過多少次被出賣的苦頭。換言之，再怎麼嚴厲的陽光也無法殺菌，結構性的問題終究不是區區技術手段所能矯治。

陳由豪的他逃並不意味整個社會結構煥然一新，畢竟走了陳由豪，還是會有同樣的圈內人來替補這個位置，其情形就像國民黨被批評官商勾結，到了新政府時期還是甩不掉綠色金主的質疑。曾經吸納了眾多工人、農民支持的新潮流，同樣亦捲入陳由豪的獻金案，更是一個鮮活的實例。台灣真是需要人民的大反叛來營救民主了。

總統大選至今，人民嗅不出政策的提出與辯論，就無從分辨出政黨的階級屬性的光譜了。取而代之的僅是兩黨且戰且走的游擊破壞戰，遑論直接揭露政黨社會面目的陣地戰了。所以，關於張榮發到底是支持綠或是藍陣營的問題，蓋過了兩黨對資展階級的態度，以及何以這些富可左右國家政策者擁有「重炮」級的公眾影響力。

到底誰關心長榮集團支持那個陣營？為何呢？修好政商關係，無疑是大家默認的公理，因為它可以提供優良賺錢的環境──企業得以經營、商業得以繁榮、受雇者有工作、社會欣欣向榮。教科書這麼說，政黨這麼做，小老百姓這麼信以為真。但在台灣國族主義的靈魂召喚下，是否愛台灣，只是在這些大資本家的外衣貼上無關痛癢的商標罷了。對於張榮發也好，王永慶也罷，兩岸問題從來都不是情感的認同問題，而是資本利率論計量的選擇問題。

誰來揭發王永慶在中國投資建小學、醫院的商業利基呢？他若愛台灣，為何不貢獻於台灣的原住民社區呢？誰來質問張榮發如何打壓長榮航空的工會呢？他的需要是國家、人民的需要嗎？資本無祖國，當然資本家也不在乎拜那個國號神主牌了！

（文字工作者）

台灣本土化的歷程，從國民黨執政的末期到民進黨這4年來，政治上業已形成國家認同的大方向。如評論家金恆煒所言，現在沒有族群問題，只有國家認同的問題。從選舉行為看，本省人支持藍綠陣營的比例，已與族群比例不成正比的顯著差異，反倒是外省族群支持藍綠的高度差異消弭不大。所以他認為「挑撥族群」的選舉策略只是個煙霧彈。

依此論，我們如何看待張榮發的陣前帶槍（確實說應該是帶資本）「投靠」泛藍呢？如果國家認同是一個普同性的公理，那麼相對於張榮發、王永慶，許文龍的挺扁又具什麼意義呢？近一波全球化風潮的時代中，根留台灣，不僅是對所有國民的的號召，也是政府鼓勵民族資本家的號召，尤其當利潤最大化往中國移動時，更為迫切。

資本雖無祖國，可人卻是活在土地上。經濟利益可計算，人的情感與認同歸依卻無法以金錢終究。民族資本家，在20世紀殖民地解放史上，可搖身一變成為國際資本的在地買辦資產階級，也可以是反殖民革命的資金支持者。兩者間的差異，端看當時社會情境與該國文化養成。反觀此時，我們正面臨了中國的經濟競爭與政治軍事的威脅，有道義勇氣的民族資本家，當是需要的。

（大專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