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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專題 》閱讀第三世界
【立報】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02.12.2004》

本期內容
 閱讀第三世界
   殖民創傷下的歷史與人性 -柯慈和他的作品
   買書老友相見歡



閱讀第三世界
宋國誠

導言

一種「諾貝爾崇拜」的文化氣氛下,國內向來對英美主流文學有一種特殊的偏好和熟悉,對於第二世界(如澳、紐、加、東歐文學)以及第三世界文學,往往比較疏離和陌生。有趣的是,由於近 15年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逐漸由英美主流文學轉向第三世界非主流文學,享有世界第二聲譽的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也有同樣趨勢,正是拜諾貝爾的頂上光環所賜,台灣開始關注第三世界文學。

實際上,第三世界文學具有更豐富的地域色彩、民族關懷、傳統依戀和文化期待,特別是具有殖民背景的民族文學,往往具有更複雜的歷史記憶和創作題材,值得同屬第三世界國家的台灣人民寄予關懷和細心閱讀。「閱讀第三世界」這一專欄的目的,在提供讀者一個新的「文化視窗」,透過引介、導讀和評析,為當前台灣文化界開闢一個「第三世界文學園地」而努力。

什麼叫「第三世界」?什麼又叫「第三世界文學」(或「後殖民文學」)?傳統上,依據冷戰時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劃分,「第三世界」是指不隸屬或不歸類於美國(資本主義)與前蘇聯(社會主義)兩大集團之外廣大的中小國家,而就當前文化政治的意義來說,「第三世界」則是指脫離殖民主義控制、先後在一戰和二戰之後獨立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或國家。

第三世界文學又可狹稱「後殖民文學」,它是指借用「殖民母語」(主要是英法和法語),以本民族之歷史、文化和人物為寫作題材,以民族「自我敘事」和對英美帝國文學進行「對抗論述」( counter discourse)方式,旨在翻轉並奪回本民族之「文化主述權」的一種文學創作模式。換句話說,後殖民文學既是一種具有歷史重組和政治革命意義的「實踐文本」,也是一種帶有「抵抗/自述」之啟蒙意義的書寫策略,其最終目的在重建第三世界自己的民族文學或國家文學。

第三世界文學和英美主流文學有何差異?美國知名批評家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曾經指出,在看似個人化和關於私人命運的作品中,第三世界文本總是以一種「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形式表現出文化抵抗的政治向度。因此,第三世界文本總是具有某種「政治文本」的能量,個人的感知和命運總是從歷史記憶、民族意識、人民文化和社會鬥爭的集體敘事中進行塑造。

第三世界文學和第一世界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第一,第三世界文學總是扣緊殖民歷史,並在解殖語境中鋪陳其解放敘事的啟蒙作用,它對集體身分的殷切關注、民族文化的深情眷念、對國家自主的狂熱追求,使第三世界文本民族教育的意義要遠大於美學賞析的意義;第二,就追求一種「第三世界主體性」的策略目標而言,由於歷史的物質基礎還沒有使第三世界形成一個發達資本主義體系和「在場的主體」,因此也就沒有後現代主義的回潮和德里達( J. Derrida)解構主義意義下的「形上的厭惡」,這意味著政治的不安、經濟的匱乏、文化的邊緣、種族心理的脆弱等等,使第三世界文學在重塑其集體自我意識的過程中,格外充滿抗爭的寓意和創作技巧的魅力。

儘管存在著「第三世界」這一地理範疇和「第三世界文學」這一稱謂的分類爭議,儘管用「民族寓言」這一非典型概念賦予第三世界文學某種本質屬性,也遭到質疑和批評,因為它忽略了第三世界本身內部巨大而多重的差異,從而有將第三世界「同質化」的危險。但第三世界文學和英美主流文學的個性差異和審美距離,特別是存在第三世界文學特有的「反殖/解殖/後殖/脫殖」的文本脈絡,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此意義下,以一種英美主流的閱讀視角來面對第三世界文學,會產生一種「以管窺豹」的不適切性。第三世界文學召喚的是一種「另類讀者」,它更需要一種新的「閱讀視域」( reading version),這將有助於我們將第三世界文學不僅僅閱讀成一些「作家作品」,而是更廣泛意義下的社會實踐文本(Texts of Praxis)。

(回目錄)



殖民創傷下的歷史與人性 -柯慈和他的作品
宋國誠

導言柯慈( John Michael Coetzee),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40年2月9日生於南非開普敦,父親任職於白人政府兼羊場農人,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遭革職。2001年柯慈移居澳洲阿德雷德(Adelaide),現任阿德雷德大學英文系教授。

柯慈是一位一般人少有聽聞但卻獎冠盈庭的後殖民小說家,作品雖然從未重疊性寫作,但一向在簡易架構下,通過糾結突兀的劇情,冷凝晶結出殖民創傷下的歷史愧疚和人性鬱結。

柯慈的作品寫於「後種族隔離」( post-apartheid)的新南非。此一時期白人殖民政權雖已告終,但殖民創傷依然深烙人心,歷史記憶越抹越鮮,人性的困厄與卑微甚至連寬恕都已成多餘。性別與種族之間罪罰交替的無止盡糾纏,施暴與饒恕之間無奈的認命選擇擇,一直是柯慈筆下流動不安的主題。

傳記作家雷恩.馬蘭( Rian Malan)形容柯慈是像一個具有修道士自律(monkish self-disciplined)和奉獻精神的人。一位共事多年的同事說一生只見柯慈「笑過一次」,一位參加多次晚宴的熟人也說,在場的柯慈從頭到尾「未發一語」。但柯慈的孤絕和隱遁,從未遭到世界文壇的忽視,他是史上唯一兩度獲得地位僅次諾貝爾之英國布克獎(Booker prize)的作家。

柯慈的反帝國主義思想,以及他繼承歐美「反越戰」後現代主義作家的風格,在他 1974年的處女作《幽暗大地》(Dusklands)就已嶄露頭角。這部小說由兩個跨越時空的故事組成,一個是越南期間的美國政府,一個是1760年代一位名叫賈克布斯.柯慈(Jacobus Coetzee)征服和剝削南非的過程。小說描述了無論時空遠近與和地理差距多麼巨大,殖民者無不採取不可思議的方式加諸於對異文化的壓迫和踐踏,小說表現了殖民者的極度偏執和受殖人民精神的恐懼和驚慌。

柯慈獲得瑞典皇家學院青睞的作品包括《等待野蠻人》( 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麥可.凱的生活與時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Michael K)、《鐵器時代》(Age of Iron)和《屈辱》(Disgrace)。在具有卡夫卡風格、二度獲得CAN獎(南非最高文學獎)的《等待野蠻人》一書中,柯慈通過一個看管土著監牢之帝國行政官員的眼睛,一步一印、一目一眼地審視了帝國霸權對土著的欺壓和摧殘。土地的荒涼和帝國心性的澆薄,通過這位地方長官對一位瞎眼殘足的土著婦女的愛情而獲得反省和釋放。在一種「為一場歷史錯誤而卑微贖罪」的情節之中,柯慈默默地自剖一個優勢白人的情和欲、罪與罰,但是遲來的贖罪永遠不會在受害者的記憶中留下任何的痕跡。

《屈辱》被視為柯慈最激進而緊張的作品。一種「不忍卒睹」的感覺是閱讀這部小說的唯一出路。小說描寫一個在愛欲中浮沉的中年教授大衛.魯瑞( David Lurie),因強暴女學生而遭到社會和自己的靈魂的囚禁,在逃返女兒露西(Lucy)的莊園避難後,卻親眼目睹暴徒輪暴自己的女兒,女兒露西不僅原諒了暴徒之一的派楚斯(Petrus),而且決心撫養強暴受孕的小孩。柯慈通過露西的遭遇,以一種幾近「不可能的寬容」來描寫人們面對暴力(一種種族主義的以暴易暴)創傷下無奈與出路,似乎,人只有在極盡屈辱和卑微之下才能體會暴力的本質並超越種族仇恨的傷疤。

柯慈去年的新作有短篇小說《少年時》( Youth)和《伊莉沙白.卡思特羅》(Elizabeth Costello)。《少年時》是一部具有存在主義風格的心靈流亡小說,風格上很類似後殖民小說家塔伊伯.沙里(Tayeb Salih)的《遷徙北方的季節》(Season of Migration to the North),描寫一個才華不足的倫敦流亡青年,在齷齪現實的厭惡和藝術夢想的虛榮自慰中,掙扎而走向成熟的歷程。似乎,失敗的流亡、靈魂的消磨和永不實現的夢想,是青澀換取成熟的最後代價。

(回目錄)



買書老友相見歡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幾週前,我在問津堂找書的時候,碰到明目書社的買書友楊碧川,他告訴我洪老師想要邀幾個人在年後見個面,吃飯聊聊。我一想,明目書社的老朋友大約有半年以上未見面了吧!聽楊碧川如此一說,我反覺非常期待。往後一、二天我試著打電話給洪老師,但手機一直連絡不上。人到中年,聽到的壞消息太多,找不到洪老師,讓我開始擔憂他發生了什麼事。

隔沒幾天,洪老師終於跟我連絡上,開門見山就是吃飯的事。他唸了五、六個人的名字,說好了就在溫州街口的醉紅小酌,時間就定在週四晚上──我們這一群人以前固定在明目買書的日子。

當天,我從學校閒步穿過堤外便道,一路走到溫州街已超過 6點。到了醉紅小酌時,所有人都已到齊。包括洪老師、張宏輝、鍾漢清、楊碧川、葉老師、廖老闆、舒國治、辜振豐、劉后安及我等十餘位,大家終於在驚奇中碰了面。當天是洪老師請客,上菜以後,幾瓶啤酒及清酒就讓大家開始活絡,大聲喧嘩起來。

這些人碰面,總是離不開買書及政治兩個議題。作家舒國治聽到大家聊到買書的細節問題,就起鬨說應該邀請文教版記者來,因為我們談的買書經驗,是文教記者個人所無法親自體會的。如果他們將這些對話內容寫成文字稿,一定很有價值。

其實,洪老師原就有邀請中國時報的文教記者陳文芬參加,也許她當天太忙不克趕上。但這確實是一次難得的機會,這一些人都是買書的行家,那一家書店開始打折,圖書以那種主題為主,書店的最新狀況如何,都逃不開他們的掌握。當天有幾位聽說師大附近有一家專賣大陸舊書的書店,又開始蠢蠢欲動,準備去探險了。

這一批人,一見面當然也離不開政治的論辯,尤其是選戰的議題一樣在飯局中發燒。幾年前,這一群人清一色是綠色族群,一心想拉國民黨下台。但有了這幾年與民進黨交手的經驗後,有人已經變成反對黨。禁止大陸書進口當然是導火線之一,但執政黨不長進,怕人唱衰及硬坳的性格,也是讓我們這些原來的支持者大呼受不了的主因。當然,我們之中,執政黨的堅實支持者不是沒有,但大部份已經開始鬆動,卻也是不爭的事實。讀書人的要求其實不多,連一點點的思想自由都無法保障,難怪書生都想造反,這恐怕是執政者必須深刻反省的。

當天晚上,明目書社老闆賴顯邦沒有出席,引起一些人的詢問。我們這一幫人以前的飯局,賴老闆向來無役不與。但這次聽說他有事到宜蘭去了,實在令我們有點惘然若失。雖然我們久已不在明目現身,但賴老闆的風格卻讓我們永遠把他當做好朋友。最近他應該也是傷透腦筋,在問津堂及秋水堂的夾殺下,他也已將書價殺到 4.5倍,張宏輝說明目現在每個月營業額必須達到130萬才可以打平,看來這一場仗還有得打。

席中,我深覺這些人的友情難得,於是追問何時及多久可以再如此見面?大家吵了一陣,還是沒有任何答案。倒是飯局結束時,有人慫恿喝一杯咖啡的呼聲,得到最大的贊同,於是大夥漫步走向溫州街知名的咖啡廳──挪威森林,繼續飯局中未完的爭論。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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