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 灣 立 報 《 言 論 廣 場 》 2004.02.18

台灣的集體智能在政客的玩弄之下，退化到了何種地步？這一點，我們只要從公投辯論在李敖、趙少康與陳文茜表態將擔任辯論反方之前，中選會找不到反方的窘態中便可看出。而之所以找不到反方，與在集體智能退化下，任何議題都簡化為政黨支持與自瀆式的愛台灣幻想，有著密切的關係。

國親選舉陣營不願意擔任公投辯論之反方，主要是擔心被界定為「反公投」，而民進黨陣營確也有意如此操作，例如，將行政院發言人當作政黨發言人的林佳龍，便點名台北市長馬英九站出來擔任公投辯論的反方，以符合他的「反公投」立場。辯論反方等於反公投？這其實是惡意的政治構陷。

事實上，若是願意接受並進行公投題目的辯論，就表示了贊同公投的立場，正反雙方乃是立基於不同的認知、意識型態與價值觀，而就某一題目進行公共辯論；這一點，只要對「辯論」有著基本概念的人都可以理解。在一場辯論中，就某一辯題會有正反兩方之攻防交戰，其目的不在於「輸贏」，而在於將問題說清楚。這種辯論的操作形式，其實是根基於這樣一種認知：真理愈辯愈明。但是，從不會有人把辯論中擔任反方的一方視之為「反辯論」，若有人如此視之，只能暴露出其無知到了驚人地步的程度。

然而，台灣卻出現了這樣一個將公投辯論反方構陷為「反公投」的可操作空間，這種集體無知的狀態委實不可思議。在這種情況下，由國家所發動提出而必須被嚴肅面對的兩個公投議題，似乎就能夠在反對者投鼠忌器之下，輕易讓國家取得人民背書，遂行其以直接民主為名、行獨裁統治之實的意圖。而基於這樣一個認知，我們也必須對日前千名學者專家刊登支持公投的連署廣告表達批判之意，因為在公共辯論空間被惡意構陷而難以形成的情境下，要求人民支持公投、並促使其通過的做法，無異於是協助國家意志的充分貫徹，恰好與「公民社會」的形成背道而馳。

公投於民主政治之所以重要，乃是在於其進行的過程中，因公共辯論而提升公眾之智能與理性能力，進而創造出公共論述空間和習慣，以及養成合格的公民（素養）。如今，在國家官僚的陰損圖謀下，公投卻變成為統治者意志無遠弗屆的展現，並將社會大眾變成噤聲的被宰制者。說這是法西斯，可是一點也不冤枉！

韓國影星拍攝慰安婦題材寫真集引起軒然大波，受到南韓眾多公民團體的抨擊。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商品化、人道補償的問題，背後更實質的問題則是對於近現代史的詮釋與評價。

寫真集的關鍵不在女體而在「觀看」，是透過觀看而展現一種對於女體的權力，透過觀看賦予觀看者一種權力在握的感受，進一步說，是讓觀看者產生「移情」，忘記自己是誰、忘記自己的真實身分處境，轉而認同、想像自己是有權力的人，進而向擁有權力的人認同。

引起爭議的寫真集的問題並不在於它裸露多寡、猥褻與否，而是它設定移情的目標不只是泛泛的猛男、上司、醫生等等色情書刊常見的類型，而是清楚的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軍國主義。這樣一種移情，表面上跟一般的色情沒兩樣，實際上卻是透過抽象的性權力欲，在移情換位中具體地消解對帝國主義的覺察、批判，合理化、色情化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對外侵略、施行慰安婦此種奴隸制度的血腥歷史，實在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宣傳品。

這樣的政治作品出現在日本右翼勢力重新抬頭的今天，不能不令人警惕。

（文字工作者）

最近韓國影視雙棲紅星李丞涓，因拍攝以慰安婦為角色的寫真集而受到強烈攻擊。反對者表示「對於再度羞辱慰安婦的商業主義深表憤慨」。最後，李丞涓與製作公司不得不在眾多反對者的壓力下宣布道歉，並放棄後續拍攝計劃。

該寫真集未考慮到那些韓籍慰安婦的感受，確實在道德上理虧，但絕不至禁書、毀照的程度。將女體商品化的東西隨處可見，何以專挑這一件？真要批判對女體的商業主義的利用、消費，何以不同時禁絕所有情色商品？

我們認為，慰安婦的確可憐，但從社會心理的宏觀層次來說，慰安婦實際上是一個父權社會的禁忌。因為在父權社會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屬物，是男性施展權力的對象物，而慰安婦則是另一個父權社會的男性打敗了自己，並奪去自己民族的女性、從而徹底否定了自己作為男性的權力地位的奇恥大辱。李丞涓的寫真集之所以未推出便被封殺，其道理正在於它從一個側面──即便同樣是父權的──挑釁了韓國父權者的最大恥辱。

類似的情節在小林善繼出版《台灣論》時也在台灣上演過。真叫人慨歎：我們何時能走出父權民族主義的陰影？

（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