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進這棟學校宿舍公寓 3年多了，一直維持當時搬進來的樣子。拿我家客廳來說吧！3年多來一直維持「中產小康家庭客廳標準設計原則」──一張主要的長沙發帶一個短沙發，朝向電視呈直角擺放；一張茶几立在這L形區域的內側；一台電視放在長沙發的正面、短沙發的側面幾步之遙，跟音響、錄放影設備連成一套視聽系統；頂多比較不同的是，牆上掛著一幅壁毯、幾張全家福照片和去紐奧良旅行時向街頭畫家買的畫作，然後地上鋪著長毛地毯。

略知室內設計與空間心裡學的人都知道，空間設計對處在其中的使用者會有一種誘引暗示的作用，對人的實際行為發生切身影響。而這種主流客廳的擺設方式，讓「沙發＋電視」的組合很容易被凸顯成整個客廳的視覺焦點（ focal point），無疑是在強烈召喚每個進到這空間的人：「坐到這柔軟舒適的沙發上來吧！把疲累的雙腳蹺到茶几上，然後懶洋洋地兩眼直視前面的方框框，直到要上床睡覺的前一刻。」這是大多數人下班後的家庭生活。

無怪乎三不五時媒體就會報導說，現代人最常做的休閒娛樂就是看電視（好笑的是，我們要透過看電視才知道，我們看了太多電視）

。而因為每個人都變成 couch potato，缺乏互動所衍生的親子關係不良而導致的各種大大小小的社會新聞也時有所聞。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側重個人視聽經驗的學習方式，甚至過早就入侵孩童的世界，連嬰兒都不能放過。美國「凱瑟基金會」去年10月就曾公佈一項令人咋舌的調查結果：目前全美兩歲以下嬰幼兒看電視的比率已經超過70％，而6個月到兩歲的嬰童中，有59％會看電視，另有近42％會看錄影帶或DVD，而且每日觀看電子媒體螢幕的時間超過兩個小時。這是何其扭曲的成長經驗與生活方式！嬰兒應該是要使用全身上下、所有感官來認識世界的，現代西方文明卻讓嬰孩只剩兩隻眼睛和兩個耳朵。

於是許多人都在呼籲：關掉電視。然而，如果當妳家的客廳這麼「引人入彀」（ inviting to watch television）時，關掉電視談何容易？何況如果這是從小就養成的習慣，積習更是難改。而且，關了電視，仍然可以去打開電腦，結果恐怕是換湯不換藥（前述調查報告同樣揭露兒童高度使用電腦的事實）。那麼，把電腦也一併關了吧？但，現代人有幾人能做到？

外子和我討論的結果，我們一致同意必須改變目前這種「沙發＋電視」的空間規劃與使用，才能杜絕環境的誘惑。不太愛看電視的外子說：「那就賣掉電視吧！這樣正本清源。」已經多少被電視制約了的我聞言則暗叫不妙，因為看電視多少還是有它正面的功能，至少那是我學英文的利器。倒是那兩張一長一短的沙發，我早就看它們不順眼，嫌它們體積太龐大，佔掉客廳太多地方，讓孩子沒有屬於自己的玩耍空間。我說：「還是把沙發賣掉吧！這樣電視就不會看得太舒服、看太久。」外子聞訊大吃一驚，因為對他而言，我們家的沙發不只是沙發，還是最大的小床，他最喜歡抱著兒子在上面睡午覺。

這下可好，一個要賣沙發一個要賣電視，看來僵局是避免不了的。但另一方面我不忍心斬斷他對沙發的眷戀，他也不忍心破壞我對電視的依賴，難不成又都不要動，一切走回原點？維持現狀卻又是我們都不想再見到的事。折衝之後的結果是，做為學習工具的電視和做為親子共睡的長沙發被保留下來，短沙發則以 15美元的價格賣出，賣給一個從祕魯來德州唸生物博士的鄰居。

讀者也許會質疑：這樣的結果，「沙發＋電視」的結構還是沒有被打破呀？是的，沙發和電視都還在，也都還維持著原來的一直線的置放模式，但短沙發不在後，原來那塊區域就被改裝成孩子的遊戲區（這個部份以後會談到）。很奇妙的是，自從客廳空間重新規劃過後，那塊遊戲區就變成一個新的視覺焦點，任何進到我們家門的人都會第一眼就注意到那塊新奇有趣的地方，而且久久不能把視線移開。而孩子們更是喜歡待在那塊區域玩耍，我們也會很想陪他們一起在那裡從事各種活動，很自然的就不會想看那麼多電視了（當然，想看時還是能夠全家人擠在一張沙發上看，更促進親密）。

空間的改變能造成時間利用與行為模式的改變。只不過是少掉一張沙發而已，我們從此多了很多陪孩子遊戲的時間。

在經濟學的領域裡，當談到影響市場需求與供給的價格機能（ price mechanism）時，我們都知道價格機能其實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默默地影響著人類的經濟活動，導引著社會資源的分配，其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然而，在原本應該平靜寧謐的大學校園，似乎也隱藏著一隻看不見的黑手與怪手。

服務學校的會計單位主管最近異動，很多單位同仁，雖然說不上是喜形於色，內心卻有很多的期待，因為，前任主管幾近於「無為而治」的不管事消極工作態度，以及與其內部工作同伴的缺乏溝通，在業務的聯繫與推動上，確實有很大的不便。

然而，這一、兩個月來，那位新任主管的作風，不但讓她自己的工作同伴忙得人仰馬翻，其他單位同仁也叫苦連天，我個人還聽到來自很多單位主管的忿忿不平。

因為，很多以往都可以過關的經費核銷案，新會計主管都頗有微詞，是以要求改這、改那，把業務單位承辦同仁搞得雞犬不寧，抱怨聲不斷。然而，校長先生卻經常在晨間主管會報上，公然誇讚其工作努力、能幹、肯幹，甚至連晚間及假日都來辦公室加班。

在新會計主管的改革項目中，當然也有涉及個人工作部門工作範圍，我的工作伙伴也有一些不以為然的聲音，最後經過溝通，我堅持的原因則是：如果學校原本的作業方法不符合現行相關法令的規定，當然應積極配合調整、改進；但是，如果於法令上不並無不合，只是其個人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改革理想，則建議其暫時維持現行做法，日後再伺機慢慢改進。

另一方面，我也曾私下向校長先生表示，晚間及假日需要到辦公室加班，偶而為之可也，不宜視為常態。如果是因應緊急業務需要，自無不可，但如天天或經常忙得需要加班，除了可能是工作賣力外，也有可能是：工作能力差、工作效力不彰、做事方法不對，甚至是腦筋有問題，沒事找事做。否則，應該就是組織上人力配置的不合理所導致。

猶記得民國 86年9月下旬，我即將從某部會人事處專員，奉調新竹地區某大學校院擔任人事主管的新職發令當天，我承辦的教育人事法案修正草案公聽會在花蓮地區舉行，當人潮在活動結束後逐漸散去，而我們一行人搭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時，已然是夜幕低垂、萬家燈火的景象，由於我還得搭火車回新竹居住地，於是恭敬不如從命的搭乘時任處長的便車到台北車站。

車行之中，我特別表示感謝處長的玉成與提攜，讓我日後可以免除新竹──台北兩地奔波上、下班的交通之苦。而處長卻苦口婆心一再的叮囑著：面對新職單位，初來乍到的，最忌諱急切推動業務改革，一定要先充分了解新機關的組織文化，以及人員特質，再謀定而後動，逐步推動各項工作，如此不但容易獲得內部同仁的支持，也較容易獲致預期成果。

處長先生那種嫁女兒的心情與叮嚀，我充分了解，也一直銘記在心，更是我多年來的工作原則，而今雖然離開了新竹地區，到台北某大學人事室服務，我所秉持的仍然是老處長所傳授的工作態度與原則，與我的工作伙伴，攜手共同努力，多溝通、多協調，一起為學校教職員同仁的權益把關，積極為同仁提供最佳品質的服務。

前陣子，有機會參與教育部人事處所屬大學校院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有一天，當我們一行人出席同一小組的台北大學聽取業務簡報時，那位來自人事行政局長得又帥又年輕的人事主任，以如下的一段話與大家共相勉勵：

期望我等人事同仁成為：政府政策的推手，機關首長的助手，以及全校教職員的好幫手。

據悉，多年以前，我目前服務的學校，雖然成員不多，校園卻不是很平靜，當時流傳的一句殺傷力極強的話是：人事、會計是機關首長身邊的兩支怪手及黑手。彷彿道出了在一個機關、學校裡頭，人事、會計真的有如此這般天大能耐般，把同仁玩弄於股掌之上，除了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外，似乎也背離了人事、會計在機關組織裡所應有的功能與角色。

在這裡，個人也願意再次借用台北大學那位又帥又年輕的主任的話，與我們的先進同仁共同期勉：讓我們成為政府政策的推手，機關首長的助手，以及全校教職員的好幫手，而不要成為機關首長身邊的怪手或黑手。

跟一群東方同學在一起，我的英文會特別好；跟西方人在一起，我的英文就會變得很蹩腳，甚至連簡單的句子文法都不對。其中的關鍵，我想就是「自信」！

在劍橋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快結束時，我的指導教授依慣例邀她的所有博士班學生到她家用餐，每個人帶一些餐點或飲料過去。由於我不太擅於做菜，要做 8至10人份的中國菜也挺費時，因此我到超市買些飲料、可樂、加上兩個比薩。

出發前的心情其實就有點沉重，因為之前就曾聽說她不常收東方學生，而經驗也告訴我，處在一群白人之中，我的英文會讓自己顯得很笨。果然，一進客廳，我變成了異類，此時我的聲音變成在那時的情境下聽不到的聲音（ unheard），因為大部份同學不是英國人，就是來自英語國家（南非等），不然就是相近語系的國家（德國等）。那時我突然想到Carol Giligan的理論，她分析女性的聲音在男性為主的社會中，往往被壓抑，很難被聽見；當時的我在以西方為中心的小社群裏，其實聲音也是不被聽見的！一方面我說英文沒辦法說得跟他們一樣快，因此我只聽，中間偶爾說幾句話；另一方面，由於不甚瞭解社會習俗，因此也不敢亂問！再者，他們好像對台灣沒有什麼特別興趣！因此，微笑、點頭、附和，變成3個多小時的聚會中我最常做的事。

某天在課堂討論時，旁邊是一個英國人，以及希臘附近一個小國家（我不記得名稱）來的同學，那一次的討論讓我感覺很不舒服。那個小國家的同學說出她的研究方法與大略的主題，也說出她的憂心，就是她不知該採用那種方法論，由於我坐她旁邊，聽完之後我給了她一些建議，她不知是聽不懂還是不想聽，直接略過我；對於來念碩士、但沒接觸過相關理論的英國同學的意見卻很好奇，當時我的心理感受是很不舒服的，只能自我安慰的告訴自己：算了！這是妳的損失，不相信一個已念過相關理論的博士班學生的建議，我也沒辦法。

來英國後，我一直在思考文化差異與學術霸權的問題。例如在台灣（台大 )碰到一些外國學生，只要他們可以聽懂，可以表達自己，我們經常給予正面的鼓勵，甚至於會稱讚他們中文講得真好；外國學生在劍橋，情況好像就不一樣，英文講得沒辦法跟他們一樣好，是你的問題，他們也很少會為你放慢講話速度。台灣的社會，其實是很良善的社會，以前英文的補習班內的外國老師經常這樣說，我當時聽了沒有太多感覺，現在這些句子自然地浮上心頭！

另外學術霸權的問題，也是我在這邊感受特別深的。英語系國家掌握了工具（國際語言：英文），因此使用的文獻、方法大多來自英語系國家，例如今天上批判理論，那位講師給的例子、「經典名著」等，就來自三個地方：英國、美國及澳洲，我當時就在想歐陸哪兒去了？批判理論始祖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不是德國嗎？但3個小時的課，德國完全沒被提到！北歐呢？不是只在隔壁嗎？亞洲在他們眼裏，似乎還是個學術荒原！其實台灣有些蠻好的研究，只是他們不懂中文，因此就不可能在國際上被引用，而那些國家作者的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引用，有些或許沒那麼好，但因為用的人愈來愈多，最後就變成「經典之作」。

由於研究需要，最近看了許多國際期刊上的文章，有些當然是很精采，但有些分析或研究實在不怎麼樣，但沒有辦法，誰叫這是個英語稱霸的世界，英語好，內容雖不怎麼樣，還是有加分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