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育部長黃榮村震怒了，原因是他聽到有些學校一週考試14項，學生不堪其擾，消息傳到教育部，引起我們這位教育界最高主管的震怒。

每天平均要考試2.8次，教育淪為純然的考試；這樣的教育怪現象，任誰來當教育部長都會震怒的，但黃榮村的震怒還有更進一步的因素。眾所周知，黃榮村是近10多年來教改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伴隨著本土民主運動的教育運動，其主張已成為教育部的政策方向。而黃榮村能夠跨越大學校長的墊腳石，躍升為教育部長，除了他的擁綠色彩之外，也得力於他的教改背景。教改政策，已成為黃榮村主持國家教育事務的中心主張。

教改當年的主要訴求之一，乃是減輕學生的課業負擔，具體辦法就是減少學生考試的次數與其重要性。這是廢聯考、提倡多元入學等教改政策的來由。教改推動者企圖透過這些教育制度的改革，來達到減輕學生課業負擔之目的。他們認為，經過這幾年教改推行，學生的考試壓力理當大幅減輕。

不料事與願違。每週考試14次，比起教改之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教改運動出身的黃榮村部長震怒的深層原因。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減少考試在教育上的比重，這些目標人人都贊同。我們相信，那些進行繁重考試份量的學校老師們，心中也會贊同的。別的不說，大量的出題、閱卷工作，增加教師們沉重的工作壓力。減少考試，不但學生開心，老師也樂得輕鬆，何樂不為？

顯然，考試份量加重直接違背了所有相關人士的直接利益，而有其更深刻的理由。這個更深刻理由如果得不到解決，而一味地懲治那些違規的學校、老師，是不可能根除考試氾濫的問題，從而，教改的目標也就難以真正達成。很遺憾地，我們很少看到教育部及教改人士對這些深層原因的探討與對策，使得教改成了討好社會與選民的口號，而無助於實質問題的解決。

這個深層原因不難分析，那就是競爭的壓力。學生之所以遭受大量考試的煎熬，就是因為競爭的需要。學校的老師、主管，乃至學生家長，誰不知道眾多考試對學生是種折磨？為何大家要共同參加這個折磨孩子的違規勾當？主因都是競爭的逼迫所致！

因此，要真正達到教改的崇高理念，需要從減少社會過度競爭的觀念入手。如果過度競爭的社會風氣得不到改善，教育部長再多震怒幾次、處罰再嚴厲，也不可能根本解決，頂多將之轉入地下。當然，改變社會的競爭惡質不是教育部可單獨進行的。教育其實是整體性的，台灣的教改只從教育內部制度改革著手，這是教改迄今問題叢生的根本因素。

再過4天就是228受難者紀念日。今天在台灣講起228，常常流於從「台灣人的悲哀」與「外省人的原罪」的觀點來看待當年的鎮壓，50年來台灣政治格局的基調就是「本省人vs.外省人」。邏輯簡單，簡明易懂，但卻無法明白當年國民黨政權的法西斯主義性質，也因此台灣人民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無法從過往的歷史汲取教訓，直到現在又養大了一隻優游於法西斯叢林的綠斑大蟲。

民主政治正是建立在對人性不信任的基礎上，所以美國開國元勳在設計政府體制時，提出了以分權制衡為核心精神的三權分立制度，不光是政府機關間的分權制衡，確保了政府不至成為大權獨攬的皇帝，罷免、創制與複決權的設計，則是將制衡政府的終極權利交到民眾手中。1895年之後，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被剝奪了公民參政的權利，1949年被中共革命推翻敗逃來台的國民黨政權，透過戒嚴法與臨時條款再度展開法西斯高壓統治，李登輝執政後期藉修憲大搞威權民粹，敗壞了憲政體制，「台灣之子」猶未能痛定思痛，為求連任不惜玩弄選舉流程，甚至違法發動公投，剽竊人民制衡政府的權利。

228事件已經過了57個寒暑，法西斯的幽靈持續在台灣上空徘徊不去。

（政治觀察人士）

選情緊繃，一般民眾皆預料具有高度政治意涵的「228」圖騰將再度發功，「族群平等聯盟」擔憂228當日的任何政治活動，都有可能成為撕裂族群情感的一把利刃，呼籲檯面兩大政團在228當天停辦一切活動，「不要在歷史悲傷的歷史再添悲傷」。但十分可惜的是，在眾人的期待下，「族盟」原定的「歷史記憶漫步遊」活動卻因故打消，繼續消極地扮演「吹哨人」的角色。

深究其中緣由，族盟擔憂的應該還是特定政治勢力，可能介入當天活動或是特意製造衝突局面，使得吹哨的裁判變成當天晚間新聞的主角。這的確不是空穴來風，從政治人物吳乃仁、陳建銘，以及學院教授孫慶餘等，近日來在公開場合與平面媒體，對族盟所進行的扭曲與為文攻訐，的確不難發現，將民主指驢為馬等同於「國族建造」的國族主義者高舉台灣國族的大纛，意圖將一切價值踩在腳下，公投是否合乎程序正義，平等是否真正及於台灣每位住民，都已經變得不重要了，一切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精神集中、力量集中，為「建國」大業努力前進。

這就是法西斯主義頂著「本土化」、「民主深化」的假面在台灣借屍還魂，不可不察哉！

（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