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北來回北京，由於我國的政策奇特，目前不可以和中國直航，所以台、中往來必須繞個彎「經過第三國」。我多半在香港這個上世紀 97年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我們還當「第三國」的城市轉機。北京來往香港這一段多半搭的是中國國際民航的班機，由於這些年進出中國大部分都是搭國航航班，我已經算是「常旅客」，航空公司多半會盡量把座位往前安排，有避開後段團體旅客的吵雜、以及上下機較快那麼一點點的好處。

說實在的，這幾年這樣頻繁地進出中國，對中國航空公司服務品質進步快速，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0年前，中國的空服員就像是警察一樣，對乘客的關係不是服務，反而是指揮。乘客一上飛機，就可以聽到美美的空服員寒著臉孔大呼小叫：「坐好！」「叫你坐好！」「我叫你坐好！聽見沒有！」往往讓花大錢坐飛機的乘客膽顫心驚，不知道會不會一不乖就被送去勞改。

這些年來，中國的民航機儘管設備比不上台灣，機上餐點也比較粗糙，但是空服員的素質和以前一比，簡直有天壤之別。現在空服員美貌依舊，而且臉上經常充滿春天的笑，以往冬天的寒凍已經冰消瓦解；要個服務，絕對快速回應，與以前的愛理不理，天差地遠。我有回扛個琵琶來回北京、香港，往往一上機還沒提出要求，空服員便主動幫我安排地方擺放，連開口都不必，令我感動萬分。

在這樣一個國際往來頻繁的地球村裡，航空公司往往是人們對其隸屬國家建立印象的第一站。以前，國際旅客很容易由中國航班的服務得知這個國家還處在專制統治下，但是現在可不太容易了，正面形象建立的手法，中國真的學得很快，沒有一點根本的矛盾是不易觀察出這個國家的底細的，也許只有台灣人會比較容易察覺他們沒藏好的狐狸尾巴。

年前回台灣，飛機上我看上免稅品購買目錄上的一支手錶，在販售時間裡，我就刷卡買了一支。空服員在填簽單時，跟我要護照，我把中華民國護照拿給她。雖然國際航空飛機理論上是中國國土，他們不承認我國護照，但這不像進出中國海關時會被拒於門外、不得已才用像難民用的「台胞證」。我在飛機上買東西花錢當大爺，絕對不用那本難民證，拿出來什麼證件看我高興，要嘛別賣我，不然有本事把我丟出機外，維持中國「國家尊嚴」。

我有點幸災樂禍，拿出信用卡和中華民國護照給那位美麗可愛的空姐，微笑地看著她。這位小妹妹看來沒有異樣與不悅，依然微笑迎人，在讓我簽了帳單後，接著問：「您的國籍怎麼填？」

喔！開始找碴了呦！好玩。

「就填中華民國呀！不然寫台灣好了。」我有點陰險地笑著對她說。嘻嘻！看妳怎麼寫囉？這同時，我看旁邊有乘客動了動身，抿了抿嘴角，有點「民族情緒」想交代似的！

空姐點頭稱是，很快地在我簽單上寫起來，寫完了，留下副本，正本交給了我。

我收下簽單一看，她在右上角注明著：「國籍：『中 ?（台灣）』」。我看了覺得很有趣，反應得算巧妙，於是對她笑了笑說：「下回跟妳買東西，再把中華民國簡寫，可不付錢喲！」她跟我笑了笑說：「謝謝。」像是回答，又像沒回答。狠角色！

相對於中國空姐的狠角色，從香港回台北的我國班機上，我看到一位應該在老狐狸年紀的台灣男性空服員的表現，卻沒有發揮出他「陰險」的功力，比中國小妹妹差太多了。

別誤會，我不是說他服務不好，他的服務態度絕對一流，而且台灣空服員比起中國的就是要多上幾分人性與自然，問題就出現在他太「人性」了！

一位顯然是由中國來的老太太大概不識字，沒法填表格，台灣空服員很熱心地在幫她。老太太有些耳背，年紀成熟的空少就在老人耳邊提高音量，邊問邊代筆寫下。填籍貫時，老太太大概不太弄得清問題，溝通有點困難。熱心誠懇的空少一點也不急躁，不斷重複地問：「您是國內哪來的？」希望能夠多幫她一點。

我不知道這位台灣空服員在用「國內」這樣的字眼時，有沒有任何的理解意識在裡面？就我所知，大部分經常進出中國的台灣人因為被影響，所以在使用這兩個中國人被規定對台灣以及中國已經不可分割的兩部分──香港和澳門──時所用的自我稱呼時，也變得十分自然與順口了。

對我來說，我的「國內」就是台灣，絕對不是中國，這樣簡單的邏輯其實所有的台灣人都懂，但是為什麼許多人一直在犯這樣不該被原諒的錯誤呢？中國人絕對不會犯這樣的錯。

中國的自我稱呼很複雜的，對台灣，以及中國特別的兩塊──香港與澳門──來的人說話時，他們不能自稱為「中國」，要說「內地」；對台灣以外的外國人就一定要叫自己「中國人」。至於我們與中國人對話時，也不被允許叫他們「中國人」，應該叫「大陸人」，多一點料都不行。有回和朋友對話時，我連想都沒有想要偷渡政治意識，用了「中國大陸」這個說法，立刻就被糾正，要說「大陸」才對！是的！中國大爺！

中國人自我稱呼很複雜，但國家認同和意識卻很清楚，所以顯得朝氣蓬勃，信心十足。我們呢？儘管我們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睡通通比他們強，但就少了國家認同那塊大招牌，連用 5百枚飛彈對準我們的敵國「五星旗」都有人大剌剌扛上街而不被見怪，這種怪事全世界大概只發生在台灣，我們不知該要自豪還是自卑？

我們的國家認同就是什麼都認同，有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甚至認同美國、日本的都有。國家方向霧煞煞，難怪台灣人茫然與不知何去何從？「你在『國內』嗎？」這樣簡單的問題，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會答非所問吧！

在台灣，所謂的「國際新聞」幾乎等同於「美國新聞」，幾個月前以為人到了英國，總該可以逃離這種不舒服的感覺；但令人沮喪的是，「美國如何如何……」一直在媒體上出現，尤其英國全國高分貝討論高等教育學費政策時，美國幾乎成為標竿，甚至有學者憂心倘若美國哈佛、史丹福這些名校可以到英國設分校，許多大學可能要關門了。這些相關討論聽起來很熟悉，因為台灣也有相同的論辯：市場化 vs.平等。

為了填補各大學的財務漏洞，去年初由英國執政黨工黨提出的英格蘭地區高等教育彈性學費政策（ variable top-up fees），引起境內很大的反彈，不但學生反對，學生家長反對，連大學教師協會（AUT）也反對。依據英國大學教師協會去年9月進行的一份民調顯示，有80％的民眾反對這項政策，而反對者並無社會階級上的明顯分別。

目前英格蘭本地學生的學費一年約 1,300鎊左右（約台幣7萬8千元），劍橋及牛津大學因本身的學院制度，因此還要加收學院費1,880鎊。若這法案最後三讀通過的的話，各大學從2006年開始就可以自由決定學費高低，但不能超過3,000鎊。今年年初英國首相布萊爾領軍的工黨以5票之差讓這法令低空飛過（316票比311票），雖然如此，還要再經過參、眾議院的再度表決通過，才算完成整個立法程序。

依歐洲的傳統，教育不應等同於市場或商品，知識也不應是買賣，因此教育完全由國家提供，「繳學費」是不存在的觀念。直到 70年代首相柴契爾夫人（Thatcher）引入自由化、商品化的概念，知識變成有價的販賣，英國教育的整個樣態愈來愈往美國方向走，但強大的歐洲傳統牽制著自由化市場化的速度，使英國教育兼有歐陸與美國的優缺點，而這法令的通過勢必將政策方向更導向資本主義強調的所謂「自由」化。

「自由」化的結果，也造成一些足以危及英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問題。第一是多元性。首先是文化的多元性，以我念的劍橋大學為例，一個法國室友（ housemate）就告訴我，來這裡念書的歐洲人，每個人一定都是拿到獎學金才來念的，否則留在自己國家就好了，幹麼來這裡繳一大筆錢！另外，中國大陸由於這幾年經濟的發展，「砸下銀子」讓子女出來念書的父母愈來愈多，因為來英國念書不必考GRE或GMAT，因此大陸學生這幾年赴笈英國的數目激增，縱然學費是本地學生的4倍之高。

再者為階級的多元性。我在充滿中產階級的學校待了一個多學期以來，依然有不舒服的感覺，這裏的學生渾身不自覺地散發著上流社會的傲慢與既得利益的者不知反省。以我的同學而言，雖然有部分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國，但由於他們都來自貴族階級，當談到種性制度（ Caste）時，他們也不認為那有什麼問題，只把它當成一種事實的存在。東倫敦大學（East London University）的校長接受訪問時，就提到他們學校有44％來自貧窮的家庭，而牛津大學卻只有9％。有些讀者投書反映，未來英國的大學會愈來愈成為一種二元系統，比較窮的學生只能選擇比較便宜但教育資源相對較少的學校，而牛津劍橋（Oxbridge）及美國的長春藤盟校（Ivy League），將會製造出更多布萊爾跟布希這種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中產階級決策者！

第二個問題是學術品質。近幾年來，英國把大學教育當成賺錢的利器，以一年的教學碩士大量招攬國際學生，尤其是亞洲學生，再加上本地學生進大學比例增加的情況下，造成大學老師極大的壓力。即將退休的老教授說，如果讓他重新來過，他絕不選擇在大學教書，太辛苦了！每年要指導那麼多的學生，讓他筋疲力竭。

雖然彈性學費政策（ variable top-up fees）已在國會一讀通過，獎學金及保障貧戶等配套措施也在積極研擬中，許多大學的反應還是一樣：學費政策的調整對各大學財務狀況而言仍是杯水車薪，了不起只是修繕建築與填補薪水的不足而已。一份統計資料顯示，英國高等教育機構每年花在每個大學部學生身上的經費約台幣30萬元，而好的美國大學卻高達120萬元，有4倍之多！

若本地學生學費確定調整，國際學生收費勢必跟著調漲，屆時會不會有更多台灣學生因此選擇美國作為留學地，值得觀察。目前英國國際學生平均學費約一年 40多萬元，牛津劍橋大學約5、60萬元，仍低於美國的哈佛大學等長春藤盟校。

對於可能調漲的學費，劍橋大學的留學生似乎沒什麼動靜，因為 2006年之後，他們也都畢業了，似乎只有大學部的學生會包車到倫敦國會大廈前進行抗議。

市場化或平等？至今爭論未解，但英國政府選擇了「市場化」的道路，結果如何，有待不盲目的歷史進行公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