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作為主導教改的關鍵人物，卻又因教改所造成的種種紛亂現象而備受質疑的中研院長李遠哲，近日傳出正在撰寫一篇名為「教改沈思路」的宣言。根據媒體披露，這一尚未正式公開發表的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投入教改是社會關懷的實踐，我以知識份子投入教改，毀譽不計。」

李遠哲院長這段話表露無遺的使命感令人聽來動容；然而，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正是這樣一種使命感作祟，使得台灣的教改之途走來多舛。基於對公共事務──尤其是教育事務──的長期關注，我們必須直率的指出，在公共事務中，最可怕的就是這樣一種「不計毀譽」唯我為是的使命感，因為這將使得公共事務變成一種個人信仰的堅持與獻身，而無視於公共事務本身經常是一種必須經過辯論反思的折衝過程。

在過去一、兩年間，當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產生了許許多多的問題時，許多的教改團體、教師、家長與學生，便將主要批評矛頭指向李遠哲院長。雖然教改是一項極為龐大複雜的社會工程，要求李院長負起完全的責任，無疑是過於簡化問題；但是，曾經身為教改主要主導人士的李院長，無論如何，的確不能迴避這種種的問題與質疑。遺憾的是，當我們看到教改出現諸多問題、各方要求李院長必須面對之時，李院長的表現卻若不是指責執行落差、教師未能配合，就是沈默而不願進入問題的辯論之中。如今，又試圖孤身超然於悠悠眾口之上，寫下這麼一句看似慷慨從容、實為孤芳自賞的「不計毀譽」之語，令人不禁搖頭太息。

套用吳乃仁批評侯孝賢的說法，我們似乎也可以這樣說，如果李院長待在自己的化學研究領域裡，旁人自然無可指點；但是，一旦涉入了公共事務的領域中，尤其是攸關百萬莘莘學子命運的教改事務，受公評是應當的，尤其更不能迴避與尖銳對立意見之間的公共辯論。畢竟，在公共事務的領域中，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扮演上帝般的全知角色，也不該裝出超越萬民的上帝身段，而「毀譽不計」正是對於角色認知的錯亂，是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的傲慢姿態。李院長，回到我們中間來吧！

貧富差距最近似乎變得既敏感又不敏感。說它敏感是因為各黨都拿對手如何有錢、並抓出其中違法的收入多少多少來批駁對方，似乎大家對於「你比我有錢」這件事非常在乎；但大家對它又不敏感，因為即便扣除所有的「黑」財產，兩位候選人總還是比大多數的選民有錢不知多少倍，對此大家卻沒什麼反應，看不出這是兩位富翁之爭。

對貧富不敏感的問題從統計數字的使用上也看得出來。兩位富翁經常拿失業率與家庭收入級距來談貧富差距。陳總統日前便引官方數據，指出 92年台灣前20％與後20％的家庭所得差距是6.16倍，不算太嚴重。然而就這個數據來說，最低點是民國69年的4.17，之後便一路上昇至今。不論目前數字是多少，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趨勢是確定的。

另外，台灣社會除了失業者，還有更多的窮人基本上被排除在經濟生活之外，諸如工傷者、身心障礙者、不再找工作的絕望者（這部分不被列入失業）等等。根據不太完全的統計，他們在民國 69年時占總人口6.48％，到87年已接近12％了。這些人絕大多數皆屬低收入或無收入之列，選戰至今沒有發聲的機會，在各種統計中也是被平均、隱藏的一群。

（文字工作者）

誰是「中間選民」？「中間選民」又有多少？這恐怕是所有政黨、候選人都在研究的問題。依定義，中間選民就是難以定義的、游離於現在的議題設定之外的一群，才叫中間；依現況，就是不統不獨、不窮不富、不左不右的一群。這一群人太多的話，採用極端的訴求便可能為對手送分；這群人不多的話，不極端的訴求便不能固住本盤、縮小誤差。然而，這一切盤算都有一個前提：他們即便「中間」，仍是「選民」；如果他們不選了呢？

以北高兩市市長選舉為例， 1994年的投票率約近80％，到2002年只剩下70％了。這樣看來，台灣獨特的高投票率似有不斷下降的趨勢。然而，如果以為這對各黨來說都無傷──反正不投票嘛！又不是投別人──那就大錯特錯了。依我們對中間選民的理解，這群人相當大一部份是所謂的中產階級。這種人人數未必多，但在各國卻都是社會穩定、民主法治的基石。他們一旦對政治失望，政治便將只剩下野心的政客與非理性的草根群眾。

更糟糕的是：如果他們不見了呢？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更有「新貧」、「工作貧困」等現象出現，兩極分化必使中間階級逐漸縮小。到時候不論誰當選，台灣的命運都不樂觀。

（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