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不同階段的孩子有不同的生理特徵與發展需求，所需要的物理性、社會性環境也因此有異，舉例來說， 1、2歲以上會走走跑跑的幼童，顯然比不能自由行動，甚至連翻身都不會的嬰兒，需要更大的空間；3、4歲以上的孩子由於小肌肉發展得靈活自如，所以比1、2歲的孩子更適合進行剪紙的教學活動。因此，除舒適美觀之外，一個具有教室性質的遊戲區（play area），也該同時注重其實用性與功能性，也就是需注意到這個環境的主要使用者是誰、發展特徵為何、活動目的為何等最基本問題。。

當然，一個空間的規劃設計，免不了會牽涉到設計者本人的教育理念、哲學、價值觀及態度，這可能是更重要的一個面向。對我來講，孩子的認知發展（ cognitive development）固然很重要，他的自我與社會理解（self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情緒發展（emotional development）、道德發展（moral development）可能對他一生影響更大，換言之，一個孩子很聰明、功課很好，身為家長的我當然會很高興，但知道自己是誰、要什麼或不要什麼；懂得與人相處、知道要去察覺關照別人的喜怒愛樂、將心比心；懂得分辨是非善惡，敢於與眾不同，卻是他一輩子更受用不盡的財富。。

我常常覺得，亞洲人的社會是個太重視智能而輕忽情緒、太重視集體順從而缺乏個人認同的社會，許多對「自我主張」四個字敬謝不敏的人都認為，太過強調自我會讓孩子不懂得體貼別人，是的，凡事過猶不及。自我主張過了頭的確容易造成目中無人，但是適度的維護自我卻是發展合理的集體性所必要的，甚至，一個人必須先懂得善待自己，才分辨得出什麼是真正在善待別人、什麼又只是權力的藉口（例如東方父母最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話︰「我這是為你好」）。。

心理學家 Peggy Miller在96年曾經做過一個跨文化的研究，比較中國父母和美國白人父母的親子互動模式，她發現中國父母常常利用對孩子說故事的機會，點出孩子曾經犯過的錯（例如︰這個小熊熊不小心打翻了花瓶……你昨天吃午飯是不是也打翻你的飯碗啊？），經過觀察統計，她發現，這種「機會教育」出現的次數與頻率，中國父母是白人父母的6倍左右。

父母糾正孩子、引導孩子，固然天經地義，不過想想看，一個美國孩子每聽到一次自己的缺失，她的中國朋友就已經聽到 6次「你這裡不對」、「那裡又做錯」，這個中國孩子心中的「受格的我」（「me-self」，也就是扮演反省性觀察者角色，會做出自我評價的那個我），就會比較趨向否定自己的價值與重要性。一旦某一天當自己的利益與集體利益有衝突時，對自我的負面評價和懷疑，便容易驅使她順從、妥協與屈服外來的權威（也就是所謂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不是認真思考孰對孰錯之後，付之頑強的抵抗（換言之，自己對的情況）或心悅誠服地接受（換言之，自己錯的情況），這就是為何我們總感覺，亞洲國家來的小孩，比起美國小孩，在正式重要的社交場合，常常感覺不夠有自信、扭扭捏捏、不夠放得開的原因（然而關起門來就完全不是這個樣子）。

社會心理學家 Eric Erikson著名的社會心理階段理論（Psychosocial Stages Theory）也告訴我們，1到3歲的小孩其主要發展任務就是自主性（autonomy），如果父母親或其他大人常常羞辱孩子，或剝奪其自由選擇的機會，這孩子日後容易產生自我懷疑與自卑的人格。避免自卑心理的產生，培養孩子的自信，這種「自我覺知」是人格教育裡很重要的一環。然而，這種落落大方的大家風範，不是等孩子到了某個年紀就會自動變出來，也不是只靠學校老師教導就能從課本上學習得來。這種自我尊重的能力是從小培養出來的，它需要家庭、學校、社會各種大／小環境、直接／間接環境的示範與歷練。

在集體主義佔優勢的社會裡，容易被汙名化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認同」，更是需要刻意去培養與維護。我常想，如果我們要在不可避免的全球化浪潮下站穩腳步，如果我們要在面對強勢政治／文化力量的虎視眈眈及種族主義者的傲慢與偏見下依然能夠抬頭挺胸，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做個有自我覺知的人，將是未來 10年20年最重要的教育課題。

根據英文日本時報的報導，有愈來愈多日本人希望學習中文。據網路雜誌「中國門」。（ ChinaGate）的調查，有1百萬名日本人正在學習北京話（mandarin，舊稱官話）和其他中國方言，在日本的大學和各級學校，中文已追過法語和德語，成為英語之後最受歡迎的外語

報導說，雖然中文很受歡迎，教師和企業人士卻表示學生的中文程度僅「慘」字可形容。使得部分專家質疑日本將喪失貿易優勢，因為說中文的人口太少。

報導引述日本外貿組織（ JETRO）的中國投資顧問田邊雅明（Masaaki Tanabe）的話指出：「在中國，重量級的商人和資深官員通常都不太說英語或日語。」田邊雅明說，日本和中國之間逐漸增加的資本合作，及日本公司赴中國興建工廠的趨勢，凸顯了上述問題的嚴重性。

居住在日本的華人只有數十萬，遠比居住在美國的 250萬華人要少很多。儘管缺乏土生土長的華人做為溝通的橋樑，日本與中國的關係正急速的擴張。在2003年前11個月，中國是日本最大的產品進口國，也是其第二大的產品出口國。

但貿易只是日本想學中文的部分理由，日本人長期對中國的迷戀，使到中國旅遊的人數逐年成長。 2002年，近2百萬日本人赴中國旅遊，比前往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的人數總和還多出很多。中文在國際事務上很快變成重要的語言。日本人最常學習的中文是北京話，少部分人學粵語，還有一些人學客語（Hoken）和其他方言。

1987年日本文部省宣布一項政策，鼓勵高中學習英語以外的第二外北京話，日本的高中就開始學習北京話。從那始起，教授北京話的學校，以每年20所的數目成長，到2003年，日本全國估計有530所學校教授北京話。

根據日本文部省最新的統計數字， 2000年，約1萬8千名高中生學習北京話，比學習法語的人數（8,600名）多出2倍以上，是學習德語人數（4,600名）的4倍。但與學習英語的8百萬名高中生相較，學北京話的高中生仍是少之又少。

選修北京話語為第二外語的趨勢，繼續在各高中發酵。在北海道大學教授中文的清水賢一郎（ Kenichiro Shimizu）教授指出：「日本各大學，中文是最多人選修的外語，僅次於英語。」日中友好協會東京分部的人員表示，許多語言學校針對商人、家庭主婦和退休人士開設中文課程。

促使日本人這股中文學習熱潮的是兩個年齡層的因素：個人利益和對中國的興趣。清水賢一郎說：「學生學習中文主要是因為他們看見中文重要性，但就廣泛的社會層面而言，日本興起一股中國熱潮，想要了解中國的社會、歷史和文化。」

其他的教育專家則表示，近來，學習環境獲得大幅改善，是促使學生學習中文的原因。例如，坊間出現新的軟體和電視教學節目，可幫助學生解決北京話發音的困擾；透過網際網路和衛星電視節目，日本學生也可以認識更多的中國文化和社會。而隨著日本新出版科技的誕生，中文教科書字體模糊不清和印刷紙張廉價的時代，已經走入歷史。

然而，儘管有上述誘因，在日中商會工作部分日本人指出，會說流利中文的日本人，人數實在太少。對人力公司，如專門媒合日本人至中國工作的日本人材紹介會社（ JAC-Japan）副總經理上村誠志（Masashi Kamimura）而言，這實在是個頭疼的問題。上村誠志說：「多數的求職者可以說一些送往迎來和購物的會話，但商業會話就不是他們能夠勝任的，會說流利中文的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科學家和資深經理人員，幾乎不存在。」

上村誠志手邊尚有 1百份工作，有待會說中文者求職，現在他只能寄望於未來。

他說：「目前這批大學生經過 10到15年後，也就是他們3、40歲時，中文就會說的很流利。」。

教育學者同意，目前這股學習中文的熱潮，出現了人數爆增，但品質未見提升的現象。日本最大的漢語認證機構──漢語檢定中心， 2002年測驗了3萬1千名中文學習者，僅有256人──不到1％──的中文程度嫻熟到可以進行一場商業交易。

過去 5年在金澤工業大學教授中文的星野裕子教授，以自身的經驗指出，她每年所教授的2百名工程系學生中，最多只有2％或3％的中文程度有所改善。

「日本論壇」（ Japan Forum）最近一項針對高中教授中文的研究發現，日本學生學習中文時遭遇嚴重的障礙。位於東京，致力於推動高中學習中文的非營利組織「日本論壇」發現，日本5千5百所高中裡，只有10所提供密集的北京話課程，而這10所學校學習北京話的時數，與學習英語的時數相同。事實上，1名重要的教育學者預估，日本高中生學習中文的時數，50％以上每週只有2小時或時間更短，要獲得實際的進步，這點時間根本不夠。

「日本論壇」指出，文部省並未就高中教授北京話發展出一套標準化課程，而英語的標準化課程早就行之有年。

教育人士也聲稱，日本的大學聯考和一般考試機構──大學中心（ the University Center）對北京話考試，採取不切實際的高標準要求，對日本學生學習中文產生負面的影響。他們說，用和英文同樣的難度來考北京話，會防礙學生學習這個語言。

然而，即便承認有上述問題，教育人士仍堅稱，中文學習熱潮將繼續襲捲而來。他們說，中國經濟的耀眼成長，日本年輕人不可能視而未見，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就業率仍處於低糜之際。

日本最大的語言學校「諾瓦」（ Nova）公關經理伊崎勇一（Yuichi Izaki）說，學習英文的龐大人口點出事實，精通一種外語，意謂可能獲得較好的薪水和工作。

日本龐大的外語教學業界，過去以來主打英文學習，目前，動作較為積極的業者正試圖開闢新的市場。

例如，業者可利用教授英語所使用的人力和設備，來教授中文。在諾瓦的光學檢索系統中，北京話是英語以外最常被檢索的外語。諾瓦最初設計來便利英語教學的高速光纖和視訊網路，現在使其老師可以教授日本各地有意學習北京話的學生，從事教育事業的其他業者，也看到英語教學軟體和設備，可改做為教授中文的潛力。

華人記者莫邦福（音譯）最近在東京的一份貿易雜誌上寫道：「在中國市場，你必須對中國消費者說北京話。」儘管莫邦福此篇文章是針對大型的公司而作，但日本的的小型、較無經驗的組織也逐漸將目光鎖定中國。

北海道大學的清水賢一郎教授說，地方政府官員經常要他教出更多會說流利北京話的學生，提出這些需求的是小型的公司行號，因為他們缺乏語言訓練的預算。

但日本外貿組織的田邊雅明說，進入中國的日本中小企業任意，所採取的溝通方法，可能導致不少的風險，他警告說：「這些公司用一些沒有商業經驗的語言專家或沒有語言能力的企業人才，兩種情況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