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大學在上週六舉辦「杜鵑花節」及學系博覽會時，宣布將逐年減招大學部學生，並將研究所學生與大學部學生之比例調整為 1比1，轉型為所謂的「研究型大學」。此舉雖然引起教育部長不悅，然而台大卻更進一步在本週一的教務會議中提案，自94學年度開始，大學部學生名額只減不增，並具體訂定出減招機制：近2年新生平均轉出率超過轉入率3成的學系須減招20％；平均錄取率偏高的研究所至多減招20％──換句話說，目的就在於所謂的冷門系所減招。

對於台大的這項決定，其實教育部長也不必有所微詞，因為台大正是奉行教育部近 10年來推動的教改方向──高等教育市場化──所必然做出的決策；台大只不過不似教育部仍然在意表面的擦脂抹粉，而卯足勁的身體力行罷了。

自從教育部實施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要求各校成立校務基金，以及將更進一步的推動公立大學法人化以來，將公立大學和市場需求送作堆的急切之情早已溢於言表。而為了因應國家從挹注教育資源的主要角色位置上退位，各大學為了生存與發展，也只能紛紛將大學當作企業來經營──市場需求才是硬道理。前此，台大所設立的商店街，以及屏科大將宿舍改造為旅館經營，雖然備受疵議，但仍然只是枝節的做法；如今台大試圖徹底從結構上加以改造，正是宣告台大將努力成為市場型大學。

由於必須與市場靠近，所以市場需求較低的冷門科系必須減招，以免「浪費」得之不易的資源──這是成本考量；再者，由於覬覦於龐大的市場商機與私人財團所能提供的資源，藉由「研究」來進行具有市場價值的知識（技術）研發，冀圖掠取可觀的預期進帳──這是利潤導向。凡此種種，都是台大計畫往所謂「研究型大學」發展的最主要動機。然而，這些做法，教育部（國家）正是最主要的推手，台大如此配合國家政策，當局實應表彰讚揚，而非作態微慍才是。

在世界銀行市場化與「自由化」的壓力下，拉丁美洲國家自從 90年代初期，便開始一波高等教育改革，至今深蒙其害：由於教師的「價值」與薪資端賴其研究所得的市場價值而定，因此造成人文學科的破產，以及教學熱情與品質的快速下降；同時，由於教學不受重視，對於新一代知識人才的養成造成極大的問題，而使得整個國家的未來前途堪慮。如今，未能有所借鑑，台灣的高等教育也依樣畫葫蘆、急切的向市場靠攏，是福是禍，恐怕是不證自明的了！

有媒體將在投票當天進行台灣首次「出口民調」，搶在中選會公佈正式投票結果之前公佈「誰當選」的調查成果。此舉允為台灣早已過度競爭的「輿論產業」的又一新產品。

台灣的輿論產業向來高度發達，各種 call-in、開講、政論節目一路長紅，還衍生出針對此類節目的反串秀，叫人嘆為觀止。此一產業專事買空賣空，既不在教育新知也不在發掘未知，專以形塑所謂輿論、民意為己任，其從業者乃一相對固定的群體，以立委、記者與特定「學者」為大宗，實際上是通過這些在社會中佔極少數的群體來形塑大多數人的「輿論」。

媒體常使用的民調更是如此。民調的設計、執行從第一秒鐘就由這個群體掌握，中下階層民眾在已經設計好的幾個選項中挑選完成之後，又交回到這個群體手中，以評論、分析的形式進行「加工」製成成品──輿論，再送回給中下階層民眾消費。在此一過程中，「民意」的生產者被轉換成消費者，並被安排接受來自中上階層所推銷的所謂輿論。這不是強姦民意，而是洗腦。

正因為這種轉化作用根本就是反民主的，故輿論產業越是發達，台灣的民主越是貧血。

（文字工作者）

一些媒體要在大選投票當天進行「出口民調」，並受到台灣一些政治學者的支持。雖然媒體負責人將此舉包裝以具有何等學術意義，但卻也自我表白此構想一開始純為收視率利潤考量，與學術無關。媒體與民調公司追逐利潤而有此舉，怎耐學者清流也一齊攪和？出口民調或許真有些學術價值吧！在媒體的惡質環境底下又怎可能不流於口水、淺薄呢？

政治學可謂是人類最古老的學問，除去西方傳統的形上學之外，特別是在東方的中華文化裡頭，不論諸子百家，幾乎所有學派都以它跟政治的的關係為共同特徵，其對人事正道的介入、堅持，可說是千年來中華文化的脊樑。

然而，現代的政治學顯然已經失去了這種關懷。自西方學科傳入，台灣的政治學便脫不了選舉研究的色彩，這種在政治學中應該是末流的技術性研究，在台灣卻是顯學。大部分的政治學者眼光都被侷限在目前的政黨政治的選舉過程，或者是對某些法制的改良設計，卻少有更深層的對民主、對社會結構的批判反思，令人遺憾。台灣政壇不乏有政治學背景的學者從政，但卻少見有深度的政治思考，這恐怕是原因之一。

（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