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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顯煒（麥田出版社主編）
(ludwig_kuo@cite.com.tw)
台北國際書展結束一段時間了，和往年一樣，照例有許多批評書展不盡理想、淪為賣場的聲音出現。在這些批評聲中，詩人貝嶺在人間副刊上發表的〈唉，國際書展〉頗受注意，他直言批評書展中已經「看不到屬於書的冷峻、從容和尊嚴」，似乎「可以形象地稱之為斯文掃地、價值淪落、文化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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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會網路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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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書展承辦單位城邦出版集團旗下的一員，我自然必須親身參與這場斯文掃地的盛會，在自家攤位上觀察自己辛苦編輯出的書籍如何被買家青睞，如何被買家放棄；對編輯而言，這自然也是個親自面對讀者的難得機會。當然，台北國際書展雖然已經辦了十二屆，卻還是有許多值得討論與批評的空間，這些都是可受各方公評的。不過，我這篇文章並非要繼續國際書展的話題，而是貝嶺先生文章中的某一段話激起了我心中的一絲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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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嶺先生在文章中提到：「書展新聞中心外，留著長髮，貌似藝術家，實為龐大出版集團董事長的書展主席詹宏志……站在攝影機前和媒體滔滔不絕地大談新世紀未來國際書展的宏大願景……。」當我看到貝嶺先生用來描述詹先生的形容詞時，內心浮現出的是文化界人士長期以來對出版事業的誤解。不過，我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必須強調並非「全部」文化界人士，而只是「某些」文化界人士。
詹先生是我的頂頭上司，但我並非出於「護主心切」撰寫這篇文章；而且，我也不該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度貝嶺先生的君子之腹，或許他是在稱讚詹先生是個有著藝術家氣質的成功企業家。然而，從貝嶺先生使用的形容詞，從貝嶺先生對書展的批評，再加上我自己在出版社的工作經驗，我真的覺得出版這一行被誤解很久了。
「某些」文化界人士認為，出版是一種文化事業，做出版就是做功德，做出版就必須為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與讀書風氣貢獻一份心力。因此，做出版就不能沾上銅臭味，就必須堅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情操；一旦哪個人因為從事出版賺了大錢，這個人就不是文化人，而是貌似文化人、實為全身銅臭味的商人。
所以我說，出版人真是很可憐。同樣是人生父母養，同樣也有嗷嗷待哺的稚子，從事其他產業而大賺其錢的成功人士會被社會大眾羨慕、稱讚、肯定，甚至成為莘莘學子的人生典範，為何我們從事出版產業的人就必須堅守著較其他產業還低的獲利，必須謹守文化事業的分際，不能肖想賺大錢，以免被人批評玷汙了出版事業的神聖與崇高？
這些批評者都忘了一個重要事實：出版業必須先做為一種營利事業，然後才有可能成為文化事業。同時，他們也忘了另一個重要事實：出版業可以是一種文化產業，但「不必然」是文化產業。出版業和其他產業一樣，也是一種商業行為，生產的商品就是書籍。出版業和其他產業一樣，也必須依靠節省成本、擴展市場以求得一定的利潤，才能維持公司的運作，才能繼續推出商品，也就是一本本的書。為了生存，每一家企業都必須求取最大可能的利潤，擴充自己的資本；出版社亦不例外，所推出的商品若是乏人問津，除非有善心人士救濟，否則很快就無法生存，也無法繼續出書服務愛書人。
當然，有些出版社附屬於學術機構或基金會，不以營利為目的，資金來源也不虞匱乏；然而，絕大多數的出版社必須自力謀生，撐不下去時也不敢奢望大有為政府的紓困方案。所以，這些批評者千萬不要忘了，出版的最主要目的還是營利，賺了錢才能談及文化；同時，這些人也千萬不要忘了，從事出版可以完全與文化脫鉤，卻不能沒有利潤。最後，這些批評者也應該反躬自省，當你們要求出版社為了文化必須犧牲奉獻、不計盈虧時，我們出版人為何就必須無條件配合你們的要求而犧牲奉獻、不計盈虧？
此外，貝嶺先生認為，書展中已經「看不到屬於書的冷峻、從容和尊嚴」，我覺得這也只是從某個角度出發的一種偏執。誰說書籍一定要擁有冷峻、從容與尊嚴的面容？它不能溫暖熱情、急切忙亂、純屬娛樂嗎？
我喜歡與書為伍，所以選擇生產書籍、販賣書籍，一方面結合興趣，一方面以此為謀生工具。同樣地，絕大多數出版人都必須仰賴賣書的利潤來賺取生活費，若是沒有了利潤，就要面臨減薪甚至失業的威脅。說真的，如果我們的謀生並非遊刃有餘，別人有什麼資格要求我們必須維持文化的尊嚴？如果我們的謀生都有困難了，別人又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斯文掃地、價值淪落、文化衰微？
從事出版是在經商，不是在積陰德。別人賣麵包、賣番茄汁、賣衣服，我們賣書，就是這麼簡單。我們必須賺了錢、根基穩固、沒有失業之虞，才能想到如何提升社會文化，如何回饋社會，如何維持斯文，如何重建價值。如果滿朝文武官員都想不到這些了，又如何要求小小的出版界力挽狂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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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出版行為時常被文化界人士批評，而我們的出版成果也經常被學術界人士批評。每當我們的商品出現在市場上時，除了必須面對市場的考驗，也必須面對文化界與學術界的檢驗。
我還是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所以必須事先強調，我說的並非「全部」學術界人士，而只是「某些」學術界人士。「某些」學術界人士總是徹頭徹尾地錯誤認為，出版附屬於學術，必須遵照學術規格進行編輯工作；只要不依照學術規格，就是不合格，就必須大加撻伐。
除了真正附屬於學術單位的出版社，我並不認為佔出版社總數中相當大一部分的商業出版社「一定」要和學術有什麼糾葛。學術與出版雖然不是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卻也不會是同一條線，而是交會於某一點、各自獨立的兩條線。學術就算不是完全不需考慮市場，通常也不必太考慮市場，冷門的東西還是有其價值，還是有人補助；然而，出版就算不是市場的俘虜，也必須時時考量所生產的商品有無市場。既然如此，以學術的高規格要求出版社編輯，就像大鵬展翅遨遊於天空，卻飛得太高了，因而看不清地面上的人間疾苦。
君不見，許多學術界人士評論我們的商品時，最常見到就是批評我們的商品（主要是翻譯作品）沒有注釋，沒有參考書目，沒有索引。就算我們的翻譯再怎麼優美，就算我們的編輯再怎麼完美，就算我們的包裝再怎麼精美，對他們來說，沒有了注釋、參考書目與索引，就像完美的軀體沒有靈魂，就像碩大的漢堡沒有牛肉，這本書已經有了嚴重的缺陷，不能被嚴謹的學術殿堂接受。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被學術殿堂接受？我的讀者群原本就設定在一般大眾，我出版翻譯書的最大用意，是讓大多數沒有足夠能力或時間閱讀外文書籍的讀者有機會吸收其他文化。我原本就不期待學術界人士以翻譯作品為其研究根基，我也寫過碩士論文，知道仰賴翻譯作品的學術論文是不合格的。如此說來，不能被學術殿堂接受，無法符合學術規格，這是個問題嗎？
對大多數讀者而言，注釋、參考書目與索引是永遠用不著的，更何況有許多參考書目中的書籍是國內找不到的。如果一本外文書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注釋、參考書目與索引，如果這些東西在中文版照單全收，這本書的成本鐵定高出很多；而出版社為了避免虧損（千萬不要再說出版社必須勒緊褲帶、犧牲奉獻了），這本書的售價鐵定也會高出很多。如此一來，大多數讀者就必須花費較高的價錢買到一堆永遠用不著的廢紙，而這些廢紙還沒有衛生紙那麼好用。這樣對得起讀者嗎？對得起被浪費掉的油墨嗎？對得起千千萬萬被砍下來製成紙張的大樹嗎？而且，書籍的銷售可能因此受影響，出版社的營收可能因此減少，甚至虧損。
當然，一定會有人說，總是還有極少的讀者需要這些一般人不需要的資料吧。是的，總是有人需要，請這些人自行參考原作！當一個人需要這些參考書目時，就表示他必須參考原作了，翻譯作品並無法符合他的需求。
其實，最根本的事實就是，出版與學術雖有重疊之處，卻完全是兩碼子事；出版社可以出版依照學術規格出版學術作品，也可以完全忽視學術規格出版大眾作品。如果我們出版界壓根兒不曾以出版界的生存法則批評學術作品，學術界又有何資格以高高在上的導師姿態、以不需面對殘酷市場競爭的學術規格批評我們的商品呢？
我也曾經夢想進入學術殿堂，那種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做研究、不太需要擔心市場慘烈競爭的環境多麼令人嚮往。但是我沒本事，進不了學術殿堂，所以進了出版市場，開始學習放下知識份子的矜持，開始學習在出版市場上慘烈廝殺，開始學習如何讓自己生產的商品被社會大眾接受，開始學習如何控制成本賺取那小小的利潤，開始學習如何將我的書賣出去換取我那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用。如果我的書賣不出去，我的公司沒有營收，我的薪水無法增加，我的年終獎金沒有著落，學術界又有何資格要求我必須依照他們的遊戲規則編輯我的書？
唉，出版人真是很可憐，只能看著別人賺大錢，自己卻必須守著文化守著學術，否則就會被人說成斯文掃地、價值淪落。同時，還必須留起長髮，充實自己的內涵，提升自己的氣質，才能三生有幸地被讚譽為貌似藝術家、實為精明幹練的大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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