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後，一個引人熱烈討論的新話題是：進步反對力量的催生。當然多數人心知肚明這個願景的前提：泛藍二連敗處於崩潰邊緣，及凱達格蘭大道人潮久久不退。若一切預設成立，那麼當泛綠缺少了泛藍這個國族主義的鏡象對手後，社會內部攸關勞工、農民、婦女等實際利益分配的議題，或有可能取代國族主義政治的格局，重新滋養台灣的新反對論述。

果若如此，未嘗不是台灣歷經一場選舉劫難後的大幸。但問題是，這種「藍去社運來」的預設，不能建立在一個樂觀主義想像中。對社運而言，若自己在320前便已養精蓄銳，則「進步反對力量」在320後會相對地有水到渠成之效；若自己無兵無糧，而僅覬覦泛藍裂解後的社會空間，那麼所謂「進步反對力量」未必因此能有寸進。

一個簡單而客觀的事實是，過去陳水扁4年任內，社運可動員的議題幾乎全都接力而上，但就是金剛不壞。從教師頭一次上街頭、到闊別十餘年的農漁民再次腳踏台北城，期間包括台鐵工會在內的反民營化抗議、健保雙漲民怨，可說在這短短4年中，一個新自由主義政權所能碰到的各種社會怨懟全都爆發出來了。然事實證明，泛藍選票並未坐收漁利，而泛紫以「公平正義」做為政治批判的公約數，也只落得曲高和寡的下場，這不啻暗示了過去扁政權這4年來，台灣國族主義霸權已經將這些社會矛盾有效消解、統合在「安全範圍」內，故若陳水扁再次連任，則國家機器的權力強化與緊縮將是可預見的。

最糟糕而弔詭的狀況是，當泛藍牆倒眾人推時，社運不免兔死狐悲。社運當然與泛藍願景大相徑庭，但自1990年後，社運仍一息猶存，與其說是生聚教訓，倒不如說是與統治階級的藍、綠內訌有關，故社運能在這小小的夾縫裡求生發聲。然而，若泛藍這個制度性的反對黨真被一次剿滅，則社運等於直接與台灣國族主義國家機器硬碰硬，屆時原已部落化的社運究竟是提高了勝算？抑或反之？因此，催生「進步反對力量」將非常急迫，且恐怕宜以最悲觀的假設出發，畢竟國家機器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相較選前沸沸揚揚的公投爭論，選後關注是不成比例地沉寂。惟沈富雄日前不諱言點出「公投空包彈」，已協助完成了勝選。換言之，用民主來包裝公投，用公投包裝台灣主體意識，進而鞏固基本票源，強化對認同政治的操作，大老評估此舉奏效。

政客抓著社會矛盾，從中引導人民找對象來痛恨，再從敵人的身上來確立自己身分的認同。這個在選舉過程中，天天溫故知新的矛盾主軸都叫「台灣—中國」，對外表現以北京當局為仇恨、打擊對象，對內則將異已打為另一國。做為選戰中便宜行事的「認同政治」操作法手，其運作邏輯本為利用衝突，而非解決衝突，是故必定伴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敵我矛盾。既已為政治操作為「敵」、「我」，何來信任之有？外加選舉過程技術瑕疵，以及選前槍擊疑雲加溫、加熱，經歷「不理性」過程的摻和、攪拌、滲透，之後被要求理性地接受一翻兩瞪眼的結果，有這麼容易嗎？

近日，綠營在籲請藍營支持者要冷靜理性之餘，另方面也得安撫自身群眾日行高漲的不滿，甚者搬出黨紀恫嚇，再三告誡要「理性」、要「包容」。焦頭爛額的背後，說的其實是自食惡果的故事。

（文字工作者）

巧v教界人士呼籲全民「理性」面對選舉結果；財經首長促請投資人「理性」面對股市；工商團體聯合告誡台灣沒有分裂本錢，朝野要「理性」處理。選後的台灣，一時間似乎對「理性」需求孔急。

與此同時，台灣選舉被彼岸當成一個民主的反面教材，亞洲週刊甚至以「民粹煽動政治」的「異形民主」來貶抑台灣頗為自傲的民主成就。這時的台灣彷彿已成了他們口中充斥民粹、欠缺理性的島嶼。究其實，民粹式民主訴諸的是大眾參與，號稱「400年來台灣第一次」的公投就是其一表現。行至今日，民粹的真諦似已被污名化，其背後反應的是上層精英對群眾力量恐懼的威權心態，當面對來自群眾力量的挑戰，動輒以搞民粹鄙夷，卻無視人民當家做主的願望與能力，泛藍陣營漸失民心，難不應以此為誡？

諷刺地是，昔日靠群眾運動起家的綠營，如今面對泛藍支持者的集結，卻也訴諸這套要群眾理性自持的論調，其蘊含的是彼等受到政客煽動，行動背後沒有理性思維的能力。奉勸綠營莫用屁股決定腦袋，拋開此種道德勸說，正視群眾訴求，畢竟他們的存在，不也真實地證明了台灣做為民主社會的成就？

（政治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