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後，一個引人熱烈討論的新話題是：進步反對力量的催生。當然多數人心知肚明這個願景的前提：泛藍二連敗處於崩潰邊緣，及凱達格蘭大道人潮久久不退。若一切預設成立，那麼當泛綠缺少了泛藍這個國族主義的鏡象對手後，社會內部攸關勞工、農民、婦女等實際利益分配的議題，或有可能取代國族主義政治的格局，重新滋養台灣的新反對論述。

果若如此，未嘗不是台灣歷經一場選舉劫難後的大幸。但問題是，這種「藍去社運來」的預設，不能建立在一個樂觀主義想像中。對社運而言，若自己在320前便已養精蓄銳，則「進步反對力量」在320後會相對地有水到渠成之效；若自己無兵無糧，而僅覬覦泛藍裂解後的社會空間，那麼所謂「進步反對力量」未必因此能有寸進。

一個簡單而客觀的事實是，過去陳水扁4年任內，社運可動員的議題幾乎全都接力而上，但就是金剛不壞。從教師頭一次上街頭、到闊別十餘年的農漁民再次腳踏台北城，期間包括台鐵工會在內的反民營化抗議、健保雙漲民怨，可說在這短短4年中，一個新自由主義政權所能碰到的各種社會怨懟全都爆發出來了。然事實證明，泛藍選票並未坐收漁利，而泛紫以「公平正義」做為政治批判的公約數，也只落得曲高和寡的下場，這不啻暗示了過去扁政權這4年來，台灣國族主義霸權已經將這些社會矛盾有效消解、統合在「安全範圍」內，故若陳水扁再次連任，則國家機器的權力強化與緊縮將是可預見的。

最糟糕而弔詭的狀況是，當泛藍牆倒眾人推時，社運不免兔死狐悲。社運當然與泛藍願景大相徑庭，但自1990年後，社運仍一息猶存，與其說是生聚教訓，倒不如說是與統治階級的藍、綠內訌有關，故社運能在這小小的夾縫裡求生發聲。然而，若泛藍這個制度性的反對黨真被一次剿滅，則社運等於直接與台灣國族主義國家機器硬碰硬，屆時原已部落化的社運究竟是提高了勝算？抑或反之？因此，催生「進步反對力量」將非常急迫，且恐怕宜以最悲觀的假設出發，畢竟國家機器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過去一週目睹了一場群魔亂舞般的政治笑鬧劇。有人說凱達格蘭大道宛如一個「非暴民聯歡卡拉嘉年華」，若無許信良神來一筆的絕食，還真看不出那是場群眾集會呢！哪有帶頭的照三餐、宵夜時間才來，鼓舞──正確的說應該是鼓譟──一番後，長揚而去，留下群眾。嗆聲為台灣民主而戰，卻說人帶來了，但帶不走。若這真的是場神聖的社會運動，那可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新紀錄。連宋心中的民主，不知為何，而接力鼓譟的親民黨公職，不知如何對待搞革命這回事？

這些諸公，一會兒要立即驗票、要阿扁驗傷，現在要求重新選舉，要無法投票者補投。一會兒又要阿扁動用緊急命令權，一會兒告中選會，並要求終止總統、副總統當選的公告。真讓人昏頭轉向。姑不論其中政治與法律互為手段的鬥爭，光從他們的政治詞彙看，叫人為保守主義的激進心寒。有人說這是分裂台灣的徵兆，從此我們將分別隸屬於台灣民族主義掛，或是誓死捍衛中華民國掛，雙方勢不兩立。

若是如此，誰要負起責任呢？是媒體的亂象？是阿扁政府的自大？還是國、親兩黨的保守、蠻橫？還是台灣社會型構過程中的特殊必然使然？我們不能再靠「天佑台灣」口號自我麻醉了！

（文字工作者）

據說凱達格蘭大道既是個全國最大的「集體心理治療室」，專看選敗不認帳、長期反扁而鬱卒成病的「小公民們」，也是一場民主教育的活教室。我鼓勵學生去看看，體驗一下群眾運動的現場。結果他們回來後答案卻令人失望！經歷過1989中國天安門事件的國際媒體揭露，及1990年中正廟3月學運，我真的難以拿這次的聚眾與前者相比擬。

據學生言，那裡沒有明顯的領導中心，除連、宋的三餐蒞臨外，毫無內容的接力演說，簡直比上課還無聊。廣場的歌唱帶動猶如卡拉OK，就是那幾首「愛國歌曲」。學生說，那裡東西多得吃不完，各式各樣都有；問他們感受為何，卻沒有人說得上來。我起先責罵他們，後靜心想想，非他們之過。到底是什麼樣的聚集，讓他們對抗議行動如此輕鬆、逍遙，甚至無聊呢？若過去台灣社運的場子大多數太ㄍ一ㄥ，讓人經常要挺著胸膛，緊縮著身體，那這次則是太優閒、太散，更是漫無目標的盲從主義的動員。

學生問說，以前民進黨不是以此方式起家，為何這次國親兩黨不行呢？「民進黨是以累進的社運聚集政治力的法治──政黨的體制內鬥爭起家的，而國親這次則是躁進的焦土鬥爭，後果對參與者很不負責」，我這樣回答著。

（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