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投票的結果，藍陣營從連、宋宣布合作時大幅領先而節節敗退，不可否認地，兩岸問題發揮了微妙的作用。「320公投」、「228牽手」以及「319槍擊」是改變選票最關鍵的3個事件，其中，前二者都直指兩岸問題。因此，兩岸問題已超越族群議題，而成為大選最具決定性的因素。

選舉中，不少人擔心族群關係破裂，將造成台灣內部難以癒合的創傷，而發出各種呼籲。在這許多具遠見人士的呼籲下，雖然潛在的族群動員在不同角落發揮無聲的作用，族群議題還是受到節制。但兩岸問題，則始終得不到任何的節制！長期的反共教育宣傳，加上本土意識沸騰，使得選民對海峽對岸充滿對立情緒。在這氣氛下，兩岸牌幾乎是政客們可以恣意炒作、毫無制衡力、無副作用的議題，因此，兩岸議題通常是政客們最樂於利用的議題，只要對岸的言行有任何可資炒作的地方，撻伐之聲馬上出現。而且，從李登輝開始，這類撻伐總帶來選票的鉅大收益，而成為政客們最廉價的宣傳品。

不僅如此，政客們恣意炒作兩岸議題，還可以得到媒體以及學者們最慷慨的聲援。台灣的媒體為了展現民主社會「第四權」的權威，對政客們的各種言論往往也會加以針砭，甚至把她／他們形容為「人民公害」，唯獨挑剔對岸的言論，卻得到這些媒體與學者們分外的寬容，並且不吝給予巨大的篇幅與聳動的標題。於是政客們發現一個改善媒體形象的捷徑：以一副凜然愛台灣的姿態，大力抨擊對岸言行中所可能出現的任何紕漏。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要素在於制衡，政黨政治的主要作用便在於制衡，這幾乎是人人皆知的常識。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確也發揮了政黨間的相互制衡作用。這次大選中，藍、綠雙方都盡力在揭對方的瘡疤，的確也暴露了一些平時隱而未見的骯髒事，自由主義者更藉此宣揚政黨政治的重大價值，但唯獨兩岸問題沒有制衡作用，政客們可以毫不負責地攻擊對岸，不用擔心會受到任何制衡。任何人如果膽敢出來指出攻擊的根據不足或過份誇大，就要準備承受「不愛台」、「中共同路人」的指責。

台灣的選舉正是在這種氣氛下進行的。由於擅於攻擊對岸的候選人，往往能獲得選票的甜頭；於是，攻擊對岸幾乎成了選戰最有力的武器。我們可以預料，台灣選舉將日益成為攻擊對岸的比賽。

這一次總統大選爭議集會中，除了連、宋兩位「當事人」外，以絕食靜坐表達對選舉過程抗議的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無疑是另一個受人矚目的焦點。

絕食中的許前主席與坐大位的陳主席隔空對壘，並不是幾天前才開始發生的事。遠在1996年總統大選前，民進黨黨內總統候選人初選中「彭明敏對決許信良」的戲碼，其實就是以去中國化本土意識為綱的「新興國族」，與台商化的台灣人面貌、主打「大膽西進」的「新興民族」間的路線鬥爭。最後彭明敏勝出，之後許信良黯然退出民進黨。

1996年後，在「台灣主體意識」躍居台灣政治主流之際，台灣的脆弱性在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以及1999年集集大地震中暴露無遺。

環境過度開發的問題、土地資本惡性膨脹的問題以及引發的金融壞帳問題，不光是直接影響了民眾生活福祉，政府以租稅收入補貼財團「救經濟」的代價，也為當前受薪階級與後代子孫留下一個巨大的財政窟窿。儘管言者諄諄，但在「建國」激情下，任何維持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礎，已不再列入執政當局的議程，最後為這一切破敗「買單」的，卻正不折不扣的是除此之外別無死所、「賺食」終日卻日益難以溫飽的勞動人民。

（教育工作者）

從1998年台北市長大選中譏諷對手馬英九「香港腳走香港路」，再到這次總統大選動輒將反對公投者抹黑為「中共同路人」，在扁式選舉語言的操弄下，台灣政治陷入嚴重的國族認同問題，以往高舉民主自由大旗對抗高壓獨裁的記憶，在許信良絕食67個小時的剎那間似乎已成過眼雲煙。

你可以說政治人物永遠是現實的動物，因為他們一切以選票為重；理念也者，不過是拿來鍍金身的金箔，隨吹隨去。但對有風骨的知識分子而言，理念則是對抗社會不公與統治階級領導權的唯一武器。以自由主義精神自詡的澄社，似乎還沒學好自由主義第一堂課──那就是懷疑政府的一切作為──來檢驗兩組候選人的言行，反倒是特意站在執政者的一方來反對另一方，甘為綠色陣營的文教打手。若地下能有知，殷海光先生可能還慶幸自己已不在人世，毋需面對令人發噱訕笑的「具有台灣特色的自由主義」。

曾經身為亞洲民主櫥窗之一的台灣，當前的處境的確令人汗顏。藍與綠的政治切割，消弭了民眾對統治者應有的懷疑，忘卻了「有限政府」的前提，鞏固了台灣統治階級，養大了後蔣時代另一個政治巨靈。這分明是「民主退化」的態勢，而不是民主深化的萌芽。

（政治觀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