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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4-08》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無家的居家感－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之一 | |
| ◎ 教授爸爸週記 台大文學院門口的一場對話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無家的居家感－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之一 |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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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諾貝爾文學得主奈波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是一位典型卻充滿爭議的後殖民流亡作家。他是一位「在流浪中寫作、在寫作中流浪」的旅行作家，但他的作品卻多是「文化斷根」的厭世之作。他對殖民宗主國和被殖民母國毫不留情的「雙刃批判」，特別是他那讀起來令人血脈賁張的厭鄉情結，不僅在後殖民小說家中獨樹一幟，而且因為受到後殖民理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Said）的批評而毀譽參半。 奈波爾1932年8月17日生於千里達的查瓜納斯（Chaguanas）鎮，一個有著濃厚印度婆羅門傳統的工人移民家庭。祖父是移民第一代，來自印度西部的契約僱工，父親任職於千里達《衛報》記者，一生想成為自由作家的夢想並未實現，但因父子情深且不斷鼓勵兒子從事創作，舉世知名的作家夢卻在奈波爾身上獲得實現。 許多批評家將奈波爾視為「無國籍作家」，奈波爾則稱自己是一個「無家可歸的世界主義者」。他複雜的身世，他的跨國教育背景和多國流亡經驗，造就了他一系列作品中唱不完、道不盡的「無根者的悲歌」，冷峻而真切地反映了後殖民社會人民極度的精神困厄與生存難題。奈波爾從22歲開始寫作，他不像一般現代主義小說家粉妝濃抹、舞文弄墨的賣弄寫作技巧，而是融合冷酷直覺和熱力感應的靈魂透視手法，讓讀者在閱讀後的冷思中，體會他對殖民地人民那種含淚的幽默，心酸的諷刺！ 從1999年2月發表於《紐約評論》「閱讀與寫作」一文對兒時生活的回憶來看，奈波爾雖然出生在自己的家鄉裏，卻深感生活在「一個外來的世界中」，有一種「居家的無家之感」。這個無居之感的家園，其實就是小時尚不甚理解的、從海上泊運而來的一個殖民世界。奈波爾雖然出生在千里達，但這塊土地卻像個「異域之邦」，在這個殖民社會中，老一輩的成天夢想重返印度故土，年輕一代卻竭力二度移民。「這個外部世界──美國、英國、加拿大──在各方面統治著我們。它給我們派來了總督，送來了一切生活用品，包括從奴隸時代開始島上人民所需要的罐頭食品。它們送來了英國錢幣、學校教材、畢業考試的題目，……滿足殖民地人民想像的電影、雜誌，……外來的世界送來了所有的一切。」 然而，奈波爾一方面批評殖民地社會那些買辦求榮的資產階級，嘲笑那些「殖民學舌」（colonial mimicry）的知識份子，但他也自承自幼就無法忍受這個殘破落後的原鄉故居，一心嚮往遠走殖民母國倫敦──這一文明與知識的帝國之都。 1950年奈波爾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英語系。從記錄了英國求學歷程的《父子之間：家書集》（Between Father and Son: Family Letters）中可以看出，奈波爾對其出生地千里達的厭惡與怨恨，歷歷而鮮明地佈滿字裏行間。他把千里達視為一個「自己經常被驚醒的噩夢」，把家人期待他學成返鄉視為一條自己必將抑鬱寡歡的死亡之路，把返國定居視為自己終生抱負的終結。他把千里達視為一個蠻荒貧脊之地，那裏的人民狹隘無知、粗魯愚笨。 1951年1月17日，奈波爾在給當時前往印度求學、但早已不會說印度母語的姊姊信中寫道：「千里達是大海中一座最可笑的島嶼。」奈波爾對他的母國印度也是極度地不懷好感，他把印度人說成「一群賊」，把印度描述為「一個骯髒、貧窮、悲慘的國家」，他希望姊姊不要受到印度教苦行主義、靜坐冥思和神祕主義等等事物的毒害和玷污。 對家園故居的嫌棄和厭惡，是奈波爾後來才逐漸體會到的「自我殖民化」的表徵，以及一種自身往往無法查覺的、被拋入和被嵌入的認同洗腦過程。他對倫敦生活的豔羨，對這個帝國浪漫情調的沉醉，說明了一種強大的歐洲文化霸權，作為一種悄然隱形的文化置換（cultural displacement）機制，支解並換裝了奈波爾內在的認同結構。奈波爾本身就是一個被徹底「殖民同化」的樣本，是無數成功的「殖民改造」的案例之一。 然而，奈波爾實際上又難以掩飾基於種族和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格格不入感」，他把自己就讀的牛津大學說成「二流的鄉村大學」，人們如果「要找蠢男笨女，就在牛津」，他把英國說成「有半數是同性戀者的國家」，他深感自己「掙扎在兩邊堵塞的隧道裏」。1954年5月3日在給母親的信中奈波爾說道：「我對繼續留在這個國家的厭惡，不亞於回到千里達的恐懼。」對出生故土的厭棄和對寄居國的疏離感，說明了奈波爾處於認同斷裂的極度焦慮之中，一種文化斷奶既不可能、文化獻媚又不情願的精神分裂狀態。 從文化碰撞的意義來說，作為一個認同鬆散的外來者，要想真正融入宗主國文化的底蘊並尋找一種文化接合的熔鑄點，即使甘願採取徹底的文化歸順也往往不可得，而從宗主國的文化優勢地位來看，對「他者」的介入總會釋出某種排斥或同化的壓力，這是一種使人永遠處於間隙與夾縫中的分裂意識。對於奈波爾來說，這種認同處境無疑是一種「建構／拆解」、「接納／拒絕」、「同化／異化」的曖昧狀態。 奈波爾從1950年代開始發表小說，作品的風格可以區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稱為「記憶文學」，後期稱為「旅行文學」。早期作品大部分以追憶18歲以前故居生活為題材。處女作《神祕的按摩師》（The Mystic Masseur, 1957），是一部諷刺性鬧劇，描寫了故居千里達的童年往事，一個有著宗教奇思怪想的人在千里達出盡洋相的故事，表現了奈波爾精巧的黑色幽默和「街頭敘事者」的才華。隔年出版的《愛爾維拉的選擇權》（Suffrage of Elvira, 1958），以1950年千里達第二次全國大選為背景，諷刺了千里達人對西方民主的盲目追求和可笑的後果。1959年的短篇小說《米格爾大街》（Miguel Street）出版，奈波爾開始成名，並獲得生平第一個文學獎「毛姆獎」（S. Maugham Prize）。（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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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 台大文學院門口的一場對話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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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晨，趁著春假有空，送完小孩到學校後，我折向台大文學院門口，找尋打太極拳的師兄弟們。我已許久沒有練太極拳了！最近比較懶散，一睡就到約6點半，以前強迫自己早起，直奔文學院的場景已不復見。因此，一有時間，我必須盡量找機會多少動一動。 到了文學院門口，大部分人都已散去，剩下的師兄弟姐妹正要去喝咖啡。他們邀我一齊去，我以需要動一動為由，一個人留在文學院的騎樓下做柔軟運動。 看起來台大還沒有放假，進進出出打卡的人不少。我一邊甩手，一邊觀察這一些來來去去的員工，最後被二個女員工的對話吸引住了。 她們聊的是小孩子的教育。紅衣婦女問黃衣婦女，小孩有沒有去補習？黃衣婦女小聲地回答說，她的小孩連功課都做不完了，那裡有時間補習？紅衣婦女一副不敢相信的樣子，一直問說為什麼不學這個不學那個？但我看黃衣婦女的態度，就知道她不是那種喜歡隨波逐流型的，她知道補那麼多東西，對小孩不見得好。但處在台灣這種環境，她只能不好意思地支支吾吾，而不敢理直氣壯地回答。 她們聊著聊著，話題轉到小學生的作業問題。她們談到現在小孩子作業很多，老師常常要求小朋友一齊完成一份作業，因此一到週末，小孩子常會聚在一起。但卻產生了二種後果，一種是小孩子聚在一起玩得不可開交，作業卻是媽媽幫忙完成，結果當然是皆大歡喜：小孩子玩了一天，作業也得了獎。 另外一種後果則是父母親不插手，要求小朋友自己完成。結果自然不必說，小孩子七嘴八舌地拼湊出作業，但成績卻非常不理想。 黃衣婦女因此抱怨，要國小的學生作這些作業，其實有點強人所難。她說在國外，學校的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有很充實的館藏，小孩子如果實驗碰到問題要查資料，圖書館可以馬上發揮功能。她抱怨，我們的圖書館及教學設備並非完善，但卻要小孩玩像西方的教育遊戲，到最後都只是聊備一格罷了！ 這樣的哀嘆，我在隔天中午的一場飯局，得到了呼應。4月2日中午，我與旅法的葉老師及李漢國的老弟，一齊到上河圖吃飯。席間，葉老師向我談及，他覺得台灣的小學生真可憐，學那麼多東西，都沒有自己的時間，哪能快樂！他告訴我，法國小孩看起來都很快樂，因為他們有許多自己的時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葉老師還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對移民法國的台灣人，望子成龍，本來對小孩也是採取台灣的教學模式，要求甚嚴。但有一天，這個小孩竟然要求要去學做麵包，不想讀書了！很怪異的是，這一對父母竟然答應了這個小孩的請求，讓他進職業訓練所，而且每天早上4點起床，就只為了送他們的小孩去學揉麵團！ 葉老師講到此，有點感動的說，法國的社會就有這種彈性！他們給小孩自己嘗試的空間非常大。聽到他的描述，我卻感傷地說，台灣基本上離這種包容性還遠，我們的社會還活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境界，不管能不能練，有沒有興趣，總是要被勉強拿到畢業證書！這是形式主義高掛的社會，小孩子自然沒有出頭天，因為一切都被大人的價值觀所設定了！ 葉老師說，也因為有這種彈性，所以法國的各種技藝都仍然非常興盛，因為有興趣的傳人不缺。這讓我想起幫我推拿的許師父，他一直感慨找不到傳人，再過個1、20年，他的一身功夫，看來就要失傳！ 這到底是他的悲哀，還是台灣社會的悲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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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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