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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貞文 (jenwen93@gmx.net)
我的朋友希碧（Sibylle）是年輕的德國基督新教女牧師，在瑞士邊境的一個小鎮頁司德登（Jestetten）工作。只有幾萬人口的頁司德登，沒什麼特殊的資源，也沒有工業，世代居住在那裡的人，多半是果農，靠著自製的水果酒、果醬、水果糖等製品維生。傳統的木雕師傅苦撐著一個小工作室。年輕人被迫到鄰近的瑞士富裕都會謀生，留在鎮上的失業青年鬱悶得很。
非核台灣聯盟邀請保育團體參加「國家環境政策建言論壇」籌備會議
（非核台灣聯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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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總統大選前，保育團體要求總統候選人簽署國家環境政策及能源政策承諾書，為要求具體兌現，本聯盟將於520總統就職前舉辦「國家環境政策建言論壇」，邀請關心生態環保團體共同來商討，也希望整合環保團體意見與行動，擴大基層力量。
「國家環境政策建言論壇」預定舉辦日期為4月22日(四)世界日當天。為籌備此論壇會議，特別召開籌備會議，請各發起團體務必派員參加，相關說明如下；邀請關心生態環保的團體，共同來商討。
（詳情請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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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上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就業機會，是在以剝削員工、不顧農民血汗低價收購而惡名昭彰的連鎖超市阿迪（ALDI）工作。阿迪超市是厲害的「全球化玩家」，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它永遠有辦法找到最便宜的人工，最低價的食物與日用品供應者。當歐洲各大商場為通貨膨脹，消費者裹足不前而抱怨，阿迪超市卻擠滿了搶購廉價商品的人。這個小鎮因為這家超市，成了附近的瑞士人週末大採購的的好去處。週末，鎮上總是停滿了瑞士來的汽車，鎮上經濟實惠的中式餐館，高價位的泰式館子，老式的德國館子，小報攤，冰淇淋店，幾乎都是做這些瑞士來的「採買者」的生意的。
其他德國人趾高氣昂愛強調的「大德國」和「小瑞士」與這個鎮上的生活經驗是相悖的。幾百年來，這個地區的封建領主因為缺錢，把地一塊一塊地賣給屬於瑞士邦聯的州政府（Kanton），頁司德登和其它兩個小村是碩果僅存的德國鄉鎮，這樣的歷史讓住民有一定的驕傲，現在，他們卻日日仰賴「有錢的瑞士人」來造訪一個惡名昭彰的超市，期待他們買完便宜貨之後，還有興趣去看看自製的水果酒，老式手藝木雕，好讓鎮上的經濟生活復甦。這並不能讓鎮上的人「自我感覺良好」。
失業問題與受傷的民族驕傲感，讓這個平靜的山中小鎮隱約生出憤憤不平的怒氣，這股怒氣無法去碰觸那勢力龐大的阿迪超市，畢竟那是個提供工作機會的金主，他們自己也都是這個超市的消費者。這股怒氣不去批判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卻被引導成族群衝突的力量。
頁斯德登最顯眼的「另外的族群」，不是國籍不同的瑞士消費者，而是住在政府安排的「過渡時期之家」的「俄國」移民。這批在蘇維埃解體後陸續由俄國移民到德國的人，其實祖先都是德國人。他們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或為了逃避宗教壓迫，或因饑荒與失業，而舉村移民到窩瓦河畔，在史達林時代，有許多這樣的村落被迫放棄他們開墾出來的田園與自己蓋的房舍，被遷往西伯利亞，吃盡苦頭。在俄國，他們被認為是德國人，在德國，他們被認為是俄國人。他們或講著古老的失傳的鄉下德語，或只會講俄語，回到祖先的家鄉，卻得重新再適應與學習新文化，他們始終是異鄉人。
想像著在德國會有比較美好的日子，卻面對著祖先家鄉的人的敵意，被當作「俄國人」的少年們也很鬱悶。他們不認真學德語，終日成群結隊在路上遊盪，和失業的鎮上「原住民」幹架。兩個充滿怨氣的族群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小鎮，有一定的暴力潛能。
327 晚上，我打電話給希碧，向她傾訴我對台灣大選後，我對族群之間裂痕難醫治的苦悶心事。希碧則很激動地向我報告她們頁司德登鎮上的族群衝突故事：
「那群俄國少年上上個禮拜六把一位由小酒館走出來的鎮上少年打得鼻青臉腫的。受傷少年的老爹很生氣，把這個事情誇成是『俄國黑手黨已經入侵』，他跑到附近瑞士大城夏福豪森（Schaffhausen），爭取電視台與廣播電台來報導這件事，還一再呼籲兩國的公民要組織自衛隊來對抗俄國移民。他好厲害，會搞媒體戰。電視台不理他，但是廣播電台有播出他的專訪。他又發動傳單攻勢，這兩個禮拜我們的信箱不斷地收到廣告單，神秘兮兮地要大家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去參加一個鎮上的說明會，要站起來防衛善良百姓。後來也出現俄文傳單，我的信徒裡有一大半是俄國德裔移民，他們拿傳單給我們看，說他們感到很恐懼，好像整個鎮都打算把他們當成出氣筒，對他們進行私刑。我覺得那個氣氛已經到了毛骨聳然的地步。」
希碧一向有她獨特的正義感。她把五個月大的小瑪蒂德交給溫柔敦厚的丈夫照顧，單槍匹馬地去赴那場「說明會」，打算在必要的時候，出面護衛那些移民。
「可是輪不到我講話。」希碧說：「一開始，就有一大堆青壯男子在那裡咆哮，咒罵著說：那些移民都是來享受我們的社會保險制度的，他們懶惰不工作，靠納稅人的錢過日子，拿救濟金去蓋房子，買車子。鎮長也臉紅脖子粗地嚷回去：移民當中的失業率是特別低的，他們生活節儉，彼此幫忙，自己動手修房子…。鎮民當中又有人嚷起來：失業率特別低，政府都偏愛他們給他們工作，我們的工作機會都被搶了。場上的俄國少年也不服地說：我們倒垃圾，清陰溝，這種工作是你們不要的！大家嚷來嚷去，那位主導的老爹有一大堆換帖的兄弟們跟著起鬨，我發現，他們根本不想聽鎮長和警察局長的說明，只想把他們的成見大聲地嚷出來給大家聽。我看到有些人臉上現出得意與陶醉的樣子，才明白：這樣凶神惡煞地把理性的發言嚷成無理，對許多人來說好像是一件很爽的事。我很想站起來說：在暗夜裡，我才不怕遇到你們所說的俄國黑幫，我怕的是你們這群自以為是正義鬥士的人！不過我沒有那種嗓音和氣勢啦。
「整個晚上眼見就要這樣沒結果地鬧下去，雖然鎮長比我想像中公正 ─ 我想他也是那位老爹的換帖的，至少是常常一起喝一杯的 ─ 但是，場子裡還是隨時要幹架的氣氛。讓整個晚上氣氛有所改變的，卻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她應該是屬於常和俄國少年幹架的一群，她站起來，很誠懇地說：我真心想要知道，為什麼你們俄國移民這麼看不慣我們？為什麼你們要揍我們的人？
「那些俄國移民大概有聽出來，她並不是要責怪他們，而是認真地想了解這一切暴力的根源。一個德文比較流利的俄國移民年輕人站起來，說，只有禽獸才會用暴力解決問題，人類有可以溝通的工具，只有在彼此不願傾聽的時候，才會動用拳頭。聽起來相當有理性。沸騰的會場一下子降溫了，俄國移民終於有機會開口，講述他們身為異鄉人的恐懼，以及鎮上少年對他們的挑釁與侮辱等。
「對於俄國少年們的說法，鎮上的人當然也都會回應，口氣仍是凶惡，偏見仍深，但是氣燄稍減。警察局長指出，是鎮上的人對公權力的不信任，預設立場認為政府會偏袒新移民，所以很多過去的衝突，都沒有人肯報案…。我身邊的一位老鎮民對我耳語說：那是因為那為老爹在警局裡早有些打架滋事的記錄，他們才是本鎮的亂源。看起來大部分的鎮民並沒有那麼不講理，說明會總算沒有變成右派結集的場合。我對我們那位小布爾喬亞的鎮長也大為改觀：原來他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
希碧在電話那頭笑著，她對自己的小鎮渡過一次族群衝突的危機而高興。一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自認為是受害者的歐洲小鎮，還有一定的理性，不至於把經濟生活與文化認同上的挫折發洩在族群衝突上。我想著在台灣，被媒體與政客鼓吹得高漲的族群問題。在選舉的狂熱過去之後，留下的深深裂痕，要怎樣來修補呢？
也許，我們得承認，真的有「你們」、「我們」之分，文化、語言、移民先後，個人與團體的歷史經驗就是那麼不同。不同的認同，不同的歷史感與不同生活文化，在理想的狀態下，是可以共同生存，讓一個社會更豐富多彩的。但是，在經濟困窘，對前途充滿不安，身份認同變得很混亂的時刻，這些相異的點，忽然就變得刺目，相互不信任，每個人都覺得另外一種人是贏家，自己所屬的族群是受害者。卻不知道這樣下去，最後的贏家是腐蝕人心的恐懼與憤恨。
就像頁斯德登小鎮上，有個年輕女孩誠懇地想知道：「為什麼你們看不慣我們？」因而開始了一個對話的可能性，我也很期待在台灣年輕人的期待下，開始出現一種不耍嘴皮，不規避問題的族群對話，先把內心的恐懼與憤怒講清楚，並把眼光放到更寬廣的脈絡中去看我們面對的問題，比如說：全球化經濟體系對台灣的認同與文化發展的影響。
我對經濟發展所知很有限，但是總覺得，在務實的台灣社會，解開族群心結的關鍵，和經濟的發展是很有關係的。過去的金權政治，與現在面對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強大吸力，可能才是許多苦悶的源頭。原住民的苦境，城鄉的差異，南北的歧見，也許並不完全是一個台灣內部的問題而已，也不只歸因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緊張與歷史糾葛，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出現的認同危機，與害怕成為新經濟的輸家的焦慮，也許才更是造成族群無法合諧相處的根本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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