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20的選戰糾紛以來，朝野雙方莫不把「公道」繫於美國的表態，呂秀蓮副總統直言不諱地索取當選賀函，泛藍把各種疑點證據拼命往美國在台協會送，皆為其表。之所以如此，當然與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對美依賴大有關係，但美國這個世界霸主的信用破產，國人也該想想是否有「斷奶」的必要。

自美國強硬地決定侵略伊拉克那一刻起，便注定了新世界秩序的霸權危機。雖說軍事武力是霸權資格的必備要件，但無論如何，赤裸裸地運用暴力絕對會折損正當性。尤其是，當初入侵伊拉克時，美國信誓旦旦海珊窩藏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結果海珊都被生擒了，才發現「證據」連個影都沒有。無怪乎，伊拉克境內的遜尼派與什葉派會暫釋前嫌，以巷戰、人肉炸彈向美國帝國主義全面宣戰。

如果僅是伊斯蘭世界對美國這個西方帝國不滿，或許事情尚可轉圜。但日前，7位南韓人、3位日本人都遭挾持，綁架者要求這些贊助美國的政府即刻從伊境撤兵，在韓、日國內燎起了質疑之火。愈來愈多的民眾批判，美國侵伊是明顯的不義，為何韓、日政府還要派兵助紂為虐，進而導致雙方無辜人民互相踐踏？難道只是為了滿足這個一開始便不安好心的新世界秩序虛榮？把時間稍稍拉長，不只美國本身，包括日、韓以及更早之前的西班牙，都出現了各自的正當性危機，儼然形成一個骨牌連鎖反應。

這當然是世界秩序的大崩壞。在冷戰結束後，美國只能不斷地尋找流氓國家來整軍精武，結果不但被攻擊的對象呈現社會解組後的游擊化與恐怖化反抗，即便是攻擊的一方，也各自遭受程度不一的道德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政治體系還一廂情願地把親美、反共、反恐視為三合一的歷史目標，是否過度膨脹呢？一個在國際上處處依賴宗主的政權，背負了這麼沈重的「超帝國主義」使命，如何能不使自己陷入左支右絀的超載危機呢？對美軍購、資助反恐，以及國內正當性維持的財政負擔，皆非孤立之事，這正是台灣錯認全球局勢下自招災厄。

當年3月學運的教授團之一的夏教授，在「探望」這次中正廟的絕食學生後，對記者說：「這次學生不一樣，比較單純。」而他也轉述沒到場的教授的話說，1990的野百合學運，結果是造就了一批黨工。兩段話其實都同情這次「自發」絕食的學生，而批判14年前的學運。

從80年中期起，每當社會運動醞釀或是動員上街頭抗議時，每每見到兩群人參與其中，且自我凸顯其身分。一群是大學教授們，一群是大學生。前者是被社會期待的知識良心表率，後者則是理想、純潔的的化身。當時他們自我凸顯，有著傳媒的策略考量。在威權政權下，如此作為，方能沖淡「草民作亂」，增加社會正當性。誰知，10多年來，我們的學生與教授仍沈溺於自我製造與社會加諸的光環中。

14年前的學運真單純，以為靜坐、絕食可以帶來社會的改造！這次學生更單純，純到可以不加思索，即興絕食、亂湊成五大訴求，東施效顰，以野百合學運再起自稱。單純不等於無知、匹夫之勇。若這是學運，那10多年來，歷史走過的正是悲劇與鬧劇的夾雜。而此時，教授們依然立足於良心事業的高位，品頭論足，管誰在野、執政都扳不倒他們！

（文字工作者）

說14年前的學運，造就了一群民進黨黨工，言下之意，是感嘆學運歷史的悲哀。這樣的評論，太過於武斷地以結果論英雄，而忽略了當時有多樣的學生團體所撐起的台灣學運。難道這番說詞，不也可以用來說台灣自80年代起的社會轉型，造就了今日這群高高在上的教授嗎？

學生運動成就了政黨的明日之星，比起居身社運中、造就學位與研究的教授們，並不更為墮落或是保守。知識的力量產於政治、社會狀況，不是一旦獲得通行證就可以來拿嚇人、壓人的，更不是道德評判的「倚天劍」或是「屠龍刀」。

這次中正廟的絕食，意外地引發關於學運與政治關係的歷史評價。可是在正當性與否的辯論中，歷史被單純化，而結果被工具化成論證的焦點，使得學生提出的五大訴求沒有被理性地討論。

關心絕食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是具人道精神的任何人都應關心的，而不應該因為他們是學生。但學生與教授們的媒體呈現，卻創造了一場政治角力的場景。可惜的是，這非但沒有化解粗暴的藍綠對立氛圍，反而成為藍綠相互攻擊的武器。關心學生的教授們，不是應在此刻仗義執言，擔任撥亂反正的正義使者嗎？

（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