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13）日，台灣竟密集發生13起自殺事件，共有11人因此歸西。實際上，台灣的自殺潮早已蔚然成風，據衛生署統計，2002年單一年度的自殺死亡人數便達3,053人，平均一天有8人選擇了自我了斷，如此不幸事實，理應嚴肅以對。

對於自殺的原因，我們反對某種個人主義的病理學預設。目前，媒體大多把自殺的成因視為個人蒙受不幸遭遇下的心理挫折，以及抑鬱情緒等準疾病狀態，故每每呼籲有自殺傾向的人「多找精神醫師」、「多參與社交活動」，以防範於未然。但我們要指出，自殺其實是標準的社會病，其行為看似個人選擇，但實際上卻是社會病態的總體反映，故絕望的人最後僅能透過與這個社會徹底斷裂的方式尋求「解脫」。

且看家庭這個初級社會團體。若說傳統社會的家庭尚有溫暖、互助的人群集合功能，則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家庭功能可說俱為烏有。試問當代核心家庭的親子關係如何能維繫？男性作為一家之主，其精力不得不全部貢獻於職場，女性也愈來愈難扮演單純的持家者，而是在勞動力釋放與男性勞動報酬萎縮的過程中，擔負起薪資補充的角色。於焉，雙薪家庭遂難避免，男女雙方各奔東西，俱為五斗米奔波，如此，家庭焉能不成為怨氣（偶）集中地？親子關係又豈能不形式化與工具化？

學校亦然。當這個社會化機制面對資本主義社會時，其規範統合能力也因此而窮。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不均所致，早使得學生之間隨著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而分化，甚至極化。有的學生每年寒暑假出國旅遊，另一部份卻只能在家裡幫忙幹活，故學生之間的經驗與學習基礎不得不出現鴻溝，就連教師也拿不出一套標準化的課程內容來予以縫補。至於職場那就更清楚了，同時也是家庭與學校崩潰的元兇。職場是標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競技場，競爭就是硬道理，每天都有人因減薪、解雇而被報廢，卻沒有人能夠自外於這個絞肉機，人格又如何能自我實現？

是以，自殺潮不啻告示著，個人徹底原子化的時代已然來到，這是個人與社會組織紐帶大脫節的結果，最後所有人只能在市場裡載沈載浮，這種極端的存在疏離感，自然也就容易透過自殺尋求昇華。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面對這個社會被市場挾持的悲劇，那麼家庭功能的空洞化、學校功能的標本化，都將是必然的代價，再多的精神醫師也無助於自殺潮的抒解。

台灣的大學校名充斥大中國的色彩，不僅是國立大學不乏所謂在台復校的，如清華、交通、中央，即使新設的國立，也都冠名為中山、中正、陽明、暨南、東華等等，好一幅死人拖住活人的景觀，即使私立大學也多烙下外來的印記，諸如東吳、東海、中原。甚至名叫成功、銘傳的，也不過是濡滿天朝史觀的假土味。

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機構乃大中國思想的殘存堡壘，正是台灣主體意識亟須攻克的最後陣地，更不容許他們假藉兩岸交流而遂行死灰復燃，準此，教育部前（13）日明令各大學與中國方面簽署各種協議時，嚴禁自我矮化行為，洵為必要而及時的舉措。

在此之前，各大學與對岸的交流活動均屬偷跑行為，因沒有罰則可供主管機關行使。如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3月1日完成修訂並正式實施後，各種學術交流都須報部核備，倘再擅行，最重處50萬元罰鍰，並得連續罰。

尤值嚴禁偷中之偷的是，把原校名中「國立」兩字刪除，或在校名冠上「台灣」，或是使用中共製訂的簡體字。但願通過這些檢束，讓盤踞校園的遺民們知所分寸，順從大選所展現的主流民意。

（政治評論家）

台灣的大學校名充斥大中國的色彩，不僅是國立大學不乏所謂在台復校的，如清華、交通、中央，即使新設的國立，也都冠名為中山、中正、陽明、暨南、東華等等，好一幅死人拖住活人的景觀，即使私立大學也多烙下外來的印記，諸如東吳、東海、中原。甚至名叫成功、銘傳的，也不過是濡滿天朝史觀的假土味。

一言以蔽之，高等教育機構乃大中國思想的殘存堡壘，正是台灣主體意識亟須攻克的最後陣地，更不容許他們假藉兩岸交流而遂行死灰復燃，準此，教育部前（13）日明令各大學與中國方面簽署各種協議時，嚴禁自我矮化行為，洵為必要而及時的舉措。

在此之前，各大學與對岸的交流活動均屬偷跑行為，因沒有罰則可供主管機關行使。如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3月1日完成修訂並正式實施後，各種學術交流都須報部核備，倘再擅行，最重處50萬元罰鍰，並得連續罰。

尤值嚴禁偷中之偷的是，把原校名中「國立」兩字刪除，或在校名冠上「台灣」，或是使用中共製訂的簡體字。但願通過這些檢束，讓盤踞校園的遺民們知所分寸，順從大選所展現的主流民意。

（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