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國會大選結果幾乎明朗，贏家分別是盧武鉉總統所率領的「開放的我們的黨」與左翼民主勞動黨，前者席次過半，後者則從0躍進到9或10席。至於輸家則是最大在野黨－－大國黨及先前擁盧上青瓦台，隨後又告分裂的新千年黨，後者更是從原先的62席遽滑至9席。

盧武鉉為什麼成功？簡單講，擔任總統候選人時的盧武炫，代表的是與「三金時代」的終結，其貧苦出身與人權律師等「非主流」特色，成功擄獲了選民的思變心。特別是南韓金融風暴後，人民領教到金權政治的動搖國本，支持盧武鉉自然毫不猶豫；然而，當盧武鉉入主青瓦台後，個人聲望卻一日不如一日，原因是支持者慢慢地發現，盧武鉉根本無法革除金權政治，包括他自己的親信都因收受獻金而被揭發下台。

那麼，為何盧武鉉所率領的執政黨，仍在國會選舉大勝呢？主因是，大國黨等反對黨藉由彈劾總統所發動的保守派準政變讓許多選民受不了。盧武鉉固然未如預期地繳出一張好的成績單，但也不代表選民要以投大國黨的方式來承認舊時代的合理。特別是此次大國黨推出朴正熙之女朴槿惠擔任黨魁，欲召喚選民的「漢江奇蹟」記憶，但當年朴正熙的鐵腕統治與扶植財閥，卻是導致南韓政經體制不公的大禍首；盧武鉉可說是得利於對手將「中間選民」的選票拱手奉送。用台灣這邊的話來講，含淚挺盧的選民所在多有。

除主流政黨間的消長，或許民主勞動黨的崛起可能更具有精確的政治變遷意義。不同於當年盧武鉉以個人魅力來為體制改革背書，卻讓選民隨後看到一人不足以成事的失望，民主勞動黨則是由下而上地連結勞工、學生、市民等力量，來做為新的政治願景。此次該黨的席次大躍進，多少說明了南韓人民能夠在地域、世代等動員基礎之外，重新找到新的政治介入可能。這種草根化的民主運動，不同於過去那種將政治改革繫於一人的青瓦台中心論，實際上後者正是政改運動的毒藥，否則金泳三、金大中就不會落得悲劇收場的「宿命」。

南韓經驗自有值得借鏡處。例如，國民黨的慢性失血何嘗不是大國黨的翻版？除了拿國旗、誇耀蔣氏經濟奇蹟外，國民黨可曾自我批判，真誠地面對過去那段被刻意隱惡揚善的統治歷史？同樣，民進黨與陳水扁的成功，其實只來自於搶佔九五之尊的一次到位，但也讓過去期待社改的支持者感到被權力者背叛的無奈，更別說府內親信與官邸所涉及的金錢疑雲。只是南韓較為可喜，因為他們還有像民主勞動黨的新政治力量可以一試，那麼台灣呢？是否只能暗禱藍、綠盡快浪子回頭而已？

近4週來，除選舉結果的紛爭外，台灣社會似乎相安無事，非但選前沒有政黨提出社會政策，選後媒體也不監督執政應有的企圖與政策規劃；反正媒體就是與政治紛爭跳探戈。而適時出現學生的絕食靜坐，彷彿要為此來個當頭棒喝；中正廟前的學生，號稱是頂著野百合學運的靈魂來。不管他們的動機為何，也不管他們倒底是泛藍，還是純白無邪的百合色調，畢竟宣稱學運的聚集，其正當性與社會正義性有其他的評判基準。

理想，誰沒理想，工人走入大街，抵抗強權的貪婪資本家與顢頇政府，為自己和別人的下一代打拼，他們沒理想嗎？所以學運的正當性，絕非建立在社會投射的空泛中，必須有社會正義的訴求與組織動員和行動策略。

當另一批學生在紅樓與阿扁過招時，2位在中正廟的領袖，竟說紅樓學生視野太小，他們質問的高學費政策、公營事業民營化不是國家領袖要解決的，宣稱他們要求對話的層次是以大格局為由，凸顯自己的訴求。不論這些訴求只獲得極少學生的反應，及他們僵化、缺乏行動的想像力，光是他們對社會議題與正義的無知，何以自圓其說是個有理想的運動呢？

（文字工作者）
歷史的流逝中，對世代的回憶經常是扁平、同質化的，乃至於將之事件化，以利於解釋其蛛絲馬跡。若有一個世代的精神是屬於80年代，成長於台灣社會力衝撞的青年，那如今它似一卷記錄聲音的磁帶，不斷地被聆聽。只不過每放一次磁粉就脫落一次。聲音不斷地惡化，直到銷聲匿跡為止。

（大專教師）

當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再度被喚起，爭論再度熱鍋。有人以百合既死，何以輕視蕪草，有人則宣稱百合業已重生，散播於社會角落中。而中庸之道著稱「所有的集體行動，都是個人生命傳記與歷史的交會…若要評價與判斷任何早已不是學生的個人，就必須釐清什麼是集體經驗，什麼是屬於個人的生命傳記。」

雖然集體不等同個人累加，但卻是諸多個人造就了集體。當3月學運的功過被以集體的經驗綁架時，好像任何參與者不再是被批評的客體，個人終將消失於集體性的防護罩下。社運，既是社會正義與價值的戰鬥，就必須同時接受政治、社會力的考驗，任何參與者皆無法脫逃。說它是青春記憶，將成長的儀式與社會性價值的爭鬥區分開，是責任的忘卻與逃避。而關於歷史的評價，須真誠面對台灣學運是否成為「民進黨化下社會運動」的一支做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