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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4-21》 |
| 本期內容 | |
| ◎ 傳播線上 摸頭搞不定學生 健忘得不了高分 | |
| ◎ 媒體邁向公共化，超克台灣後威權對台社15週年基調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之回應 | |
| 傳播線上 摸頭搞不定學生 健忘得不了高分 | |
| 文■傳播學生鬥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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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媒體改革課程不及格在412總統青年座談的會場上，向來關心傳播媒體環境改革的學生運動團體「傳播學生鬥陣」也在受邀之列，會中我們特別向陳總統提出如何落實媒體改革，以及有關無線電視公共化政策的問題。這不僅是因為台灣商業媒體問題在此次大選中再次暴露出來，也是因為自從去年底廣電三法修正通過黨政勢力退出無線電視台之後，民進黨政府 一直沒有對無線電視的後續轉型，展現將無線電視公共財真正歸還於民之精神，並展現執行無線電視公共化的誠意。 在座談會中，總統對於當前廣電媒體因過度商業化所造成的種種亂象表示關切，同時也肯定公共電視的表現，可惜對於政府該如何落實公共化精神，沒有清楚具體的承諾。到底無線電視公共化該怎麼進行？總統或許貴人多忘事，但還容我們提醒，答案根本無須遠求，而清楚寫在他自己在兩千年簽署的《傳播政策白皮書》中。 只是如我們所見，總統在千禧年就職後，對於「無線廣電資源公共化」卻顯得健忘如一，甚至呈現出「四度兩沒有」的蹣頇姿態——推動台、華視公共化「進度遲緩」；處理中視、中廣、中影等舊政府黨產「態度消極」；民進黨中常委蔡同榮退出民視時「氣度不夠寬宏」；即使有客家電視台之設置，其重商業輕文化的作為也嫌「廣度不足」。 此外，這4年間，政府更公然操作置入性行銷，為政治力不當介入媒體的錯誤示範，則政府「未能」積極就媒體制度面及結構面進行改革，主管機關仍然宥於內容檢查的消極管制。而雖成立了「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實質內容更「難稱」充實。 座談上，總統在學生運動團體的提醒下，總算想起來了當前傳播環境如何惡劣，以及人民傳播權與媒體近用權如何「苟日惡，日日惡，又日惡」的重點問題，但是對於無線電視公共化的正確解答，卻還是支吾其詞。另一方面，政府有意將台、華視私有化，而非交還給全體公民的風聲耳語不斷，總統就算再怎麼申論政府該如何回應媒體改革訴求、深化台灣民主品質，還只讓自己的答案顯得既空泛又不用心。 儘管如此，秉持著有教無類、回頭是岸的深切期許，我們毋寧相信總統仍然有當個「好孩子」的潛力，只要他如自己所講的，願意率先反省，願意努力實踐，那麼要脫離不及格不但不遠，台灣社會民主的深化，也將因無線廣電媒體公共化的結構改革而趨於滿分──總統先生，還別讓學生對您失望！ 一、數位廣播電台即將正式登場，新聞局4月15日上午宣布受理業界提出申設，開放全區網的申請名額3家，地區網為5家。 小編媒批：雖然正式可以申請，但這仍是口號大於實質意義，因為許多己經試播一年多的廣播業者擔心，數位電視可以開播，但是機上盒目前卻遲遲無法推廣普及，數位電視雖然頻道增加，但目前卻面對了內容仍然相當貧乏，所以短期之內數位廣播仍是空中樓閣。 二、台灣兩大點對點（Peer to Peer）音樂等多媒體下載網站飛行網（Kuro）及全球數碼（Ezpeer）最近都官司纏身，業者已組成產業聯盟，並將透過「著作權補償金」的立法，建立產業的遊戲規則。 小編媒批：這些點對點的下載網站，都是對外宣稱僅止於提供一個平台，犯罪者是那些使用者，例如上次IFPI的控告官司中，更是列舉了這兩家公司的使用者各一名為被告，所以對於這次「著作權補償金」法律的制定，除了持續關注之外與聲援使用者外，更要問，到底這是補償創作者還是那些大公司財團呢？ 三、陳水扁總統4月12日與44個學生團體對談，其中十多個學生團體在會談前提出4大目標：「超越藍綠政黨、發展自主學運、終結政客禍國、建立公平社會」。傳學鬥則是這次串聯活動的發起團體，並在與會現場強烈質疑陳總統的傳播政策，與媒體改革的誠意，陳總統則以擴大公共電視的規模仍然必須通過立院同意，藉此回答傳學鬥的提問。 小編媒批：傳播政策白皮書已經在那裡4年，不見陳總統的具體任何作為，身為公民的我們並沒有要求陳總統承諾，因為他連承諾也無法實踐，因此對於媒體的改革除了譴責陳總統外，更要多管齊下，包括閱聽人監督、要求媒體自律、實施媒體識讀、還要一起來連署促進催生公共電視集團，連署網站http://twmedia.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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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媒體邁向公共化，超克台灣後威權對台社15週年基調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之回應 | |
| 文■傳播學生鬥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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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社15週年基調論文「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以下簡稱「台社文」），傳學鬥除表感佩，並秉承「批判的傳播政治經濟學」（CPEC）之立場提出回應；此立場注重「社會整體」、「歷史變遷」、「道德哲學」與「實踐」。 「台社文」以省籍路徑民主化析論台灣民主發展，認為長期以來，國族成為政治行動與論述的主流框架，以至於今，「認同」一詞幾乎等同於妒恨（中國）與偏狹（福佬霸權）的狹義代稱。傳學鬥對此一歷史過程固能給予同情的理解，更同意「台社文」對政治人物操弄國族認同、挑撥對立的批判。只是中外學者在研究市民社會或民主發展時，常將媒體角色置於論述邊緣，彷彿媒體只是工具、僅為載體。「台社文」儘管對台灣政治及社會過程做出精闢析論，可惜也同樣缺乏對於媒體與傳播的討論。質此，傳學鬥以為媒體除了是工具，更該是目的。吾人若能針對台灣媒體發展歷程加以檢視，或可提煉意義，在兩岸人民關係真正大和解、政治公共化、多種身份認同平等、與分配正義等大方向論述外，提出具體的實踐方略。 回應「台社文」督促台灣民主深化、催生公民社會之初衷，傳學鬥以為，民主國家之「認同」應來自「公共生活」。則公共生活中認同形塑之動態過程，除當反映傳播（communication）的真正意涵，即行動者儘管在政治、經濟、甚或文化上意見相異，都能秉持理性、互為主體而平等地進行討論，並就此凝聚共識、尋找解決日常生活問題的共同方案。於此，媒體作為各種不同意見產生對話的領域空間，其公共角色亦應予以重視。 鑑於傳播與媒體的民主深化、形塑認同間的辯証意涵，傳學鬥主張將「媒介」與「認同」等量齊觀，更進一步以積極的目的，而非消極的工具，來看待傳播與媒介。對當前公共生活為妒恨取代、民主淪為修辭、認同流於偏狹之時弊，傳學鬥在此僅粗略回溯跨代傳播知識份子對於「公共電視」之想像，作為「媒體去公共化歷程」及「媒體改革──公共化運動」之例證，在「台社文」之外一續批判之力。 70年代，在李瞻對國民黨政府公共電視的鼓吹中，「黨國」的色彩依然鮮明強烈。在國府將媒體視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並依舊沿襲日據時代「國語政策」、「文藝政策」的態勢下，媒體的公共性不彰，其所形塑之認同也只能是「反攻大陸」、「親美抗共」的跛腳認同。以至於80年代，陳世敏與徐佳士等將「公共電視」定位於「推廣教育和發展電訊事業」，並強調「教育性」是公視未來的利基；針對商業電視的「低俗」成性，公視必須負起「衛道」角色，教化人心端正風俗。80年代末，黨國力量雖稍鬆綁，媒體公共性依然不顯，遑論積極形塑進步認同。時至90年代，馮建三等則針對商業力入侵下惡化的媒體現象，更基進地提出：唯有國家整併電視資源、催生公集團電視成立，建立「在地公共性」，方能平衡電視媒體私有化之弊。而其立於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之論述，也透露了解決認同危機的可能路徑。 以批判傳播政治經濟學探論公共電視，公共電視不但得脫離先前另類媒介的想像，而經類型化建構，更得以對立之姿昂然面對商業電視，特別是當前媒體商品出口大國已更有條件將其商品傾銷全球的情境下，透過國家力量、催生大型公視集團以提供物質基礎，除可扭轉台灣遭文化殖民的困境，再建台灣的文化主體性，更可提振在地公共性。是以屆時媒體空間不但將可與Habermas的「公共領域」產生更緊密的聯繫，而公共領域所昭示之精神內蘊，即行動者可經由「公共生活」，落實整套民主社會過程──在完整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決策範圍，提振平等與最大可能的參與──這意味著平等、參與等價值將可望成為一種日常生活的方案。公民不但能據以對抗政治方面的操弄，也能排拒當代社會遭商業邏輯宰制所帶來的惡果，在民主深化的意涵下，台灣社會真正的認同亦將蘊於其間。 當然，媒體公共化改革並不僅止於公共電視一例，其論述也未必也僅此一端。但無論如何，無線電波公共化運動畢竟還是近年來規模最大、持續最久、集結最力、聲勢最熾的媒體改革行動。若藉此省思運動重要組織「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之解散，以及日後重組「媒體改造學社」背後的原因，除了消極歸責市民社會力量尚且不足之外，是否也暗示了，不少學院知識份子，對於媒體改革運動還抱持著冷眼旁觀的漠然立場呢？ 傳學鬥基於以上關心，對「台社文」提出了「媒體邁向公共化，超克台灣後威權」作出回應，並真誠盼望各界有識之士能在各項媒體改造行動上給予熱烈支持，形成媒體改革的批判公共領域，能如此，則媒體公共化改革庶幾有望、當代社會民主工程也才可期。台灣人民基於公民身份的進步實踐與認同，才將是福爾摩沙島的真正傲人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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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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