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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4-22》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 無家的居家感 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 之三 | |
| ◎ 教授爸爸週記 忙碌的招生組 形式主義不除，高等教育難救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 無家的居家感 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 之三 |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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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波爾中後期的作品分別由4個系列的旅行紀實文本所組成，分別是加勒比海（包括南美洲）、印度、非洲和伊斯蘭國家。 加勒比海系列作品包括《中間地帶：五個社會的印象》（The Middle Passage: Impressions of Five Societies, 1962）、《模仿者》（The Mimic Men, 1967）、《島上的旗幟》（A Flag on the Island, 1967）、《黃金國的失落》（The Loss of El Dorado, 1969）。加勒比海系列是奈波爾一場痛苦和絕望的尋根之旅，同時也是對英國百年來對此一地區「沒有建樹，只有破壞」的殖民統治進行歷史總清算。儘管這些作品是奈波爾對5個國家「非殖民化運動」所作的社會調查，但這些國家在他筆下卻十足是無可救藥、奴性不改的病態社會。在目睹了這些地區有色族群無不依據「白人價值觀」而相互排斥和鬥爭，彼此以爭奪和占領帝國優越感的殘餘來仇視對方之後，奈波爾只有以傷感和無奈告別。 在這一系列作品中，奈波爾表現了對家園意象和細事瑣物過人的描述技巧──破爛、齷齪、擁擠、髒亂等等，以視覺的殘破來映照家國的不堪。讀者不僅看到了一片「殖民廢墟」的場景，也能感受到奈波爾那種操弄沮喪、潑灑荒蕪的藝術能力。 在印度三部曲《幽黯國度：發現印度》（An Area of Darkness: A Discovery of India, 1964）、《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1977）、《印度：百萬叛變的今天》（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1990）系列作品中，表現了奈波爾印度觀點從嫌惡鄙視到樂觀期許的掙扎和轉化過程。初臨印度的奈波爾，對印度的情感非常吝嗇，對祖國與人民十分尖酸刻薄。在「小獵犬航海記」（Voyage of the Beagle）段落中，奈波爾說道：「對我們來說，印度並不是真實的──它只不過是存在於千里達這一小島之外茫茫太虛中的一個國家。……印度是虛懸在時間中的國家」。即使在旅行其間的中段，奈波爾還是感到「身在印度，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異鄉人，一個過客。……初履斯土，我就覺得，種族和血緣的親密性，有時會變得沒有多大意義」。 奈波爾以「兩隻眼睛」凝視著印度，其中一眼是「童年之眼」，它試圖將千里達現實的生活經驗和這個想像的祖國相銜接，但得到的卻是疏離和斷裂的傷感，另一隻則是「西方之眼」，它流露的是帝國的輕蔑和局外人的冷默，它換來的只是把所有對祖先文化之神秘感和崇高感趨之殆盡的認同反差──一種「棄之不可又愛之不能」的尷尬處境。 奈波爾對印度人民浸淫在「象徵」（身份等級）──絕不做與自己身份不符的事──和「傳奇」（偶象神話）──言必稱宗教先知和民族聖雄──的生活態度有著深刻的描寫，對由此而產生的民族迷思和集體盲目有著不解的困惑，似乎，印度人總是在民族神話的庫藏裏汲取逃避現實的偉大藉口。奈波爾對印度人「懷念和感傷英國人撤離」的現象也百思不解，認為整個印度還在上演一齣「殖民戲劇」（colonial drama）的續集，似乎，如果英國對印度的入侵是一次「文化強姦」，印度人卻還在享受強姦後的剩餘快感。 在《印度：受傷的文明》中，奈波爾認為印度遭受伊斯蘭宗教近6百年的精神統治，是造成印度文明「歷史內傷」的主因，尤其是伊斯蘭文化中崇拜酷刑、賤化女性、缺乏宗教寬容的特質，是造成印度文明廢墟化的因素，而印度知識份子對此一文明虛脫的渾然不知，說明了今日的印度文明不僅是「受傷的」（wounded），而且是欣然坐以待斃的。 除此之外，奈波爾對獨立後印度資產階級統治集團也表示徹底失望。奈波爾一方面對尼赫魯這群「民族主義精英集團」漠視工農階級的利益，表達了直接的不齒，但對農民的封閉的地域意識和落伍的宿命論，也絲毫不寄予同情。這種兩面不討好的態度，實際上反映著奈波爾一種「非文學性」的寫作態度：同情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詞，對真正的作家來說，同情是不夠的，甚至是廉價而不負責任的，作家必須進行分析。 非洲系列包括《在自由的國度》（In a Free State, 1971）、《大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 1979）。《大河灣》這部類似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具有黑色荒誕風格的作品，以後殖民時代動亂的非洲為背景，描寫自帝國髒手從這片原是黃金大陸撤走之後留下的殘花敗柳的局面。 故事開始於主述者沙林（Salim）從非洲東岸出走進入內陸，在一個河灣之處的小鎮經營雜貨鋪。「河灣之處的小鎮，滿目瘡痍，空無一物，形同鬼域」，「廢墟綿延數百公頃，好像在訴說一場毀滅性的災難」。 獨立後的非洲國家，淪入終身制「強人總統」利用巫術和詐騙所進行的殘暴統治之下。奈波爾部署了兩個場景，一是強人逐權爭利、聚富斂財的首都城市，一是失意者埋葬理想、迷失情欲的叢林深處。前者展示了荒繆的權力鬧劇：強人穿著光豔奢華且刻意模仿殖民宗主國的皇家氣派，原來只是女僕的強人母親現因強人掌權而被奉為「國母」，沒有榮譽和責任感卻只會需索毫奪的軍人充斥，群眾捧著「強人語錄」喃喃過街。後者展示的則是邊緣的人性悲歌：一個白人御用學者雷蒙（Raymond）既博學又天真的非洲熱情，以及沙林和雷蒙之妻伊薇（Yvette）既病態又悲微的肉欲之愛。雷蒙這個角色，實際上既是「白人善良論」的暗喻典型，也是對後殖民官僚的一種倒寫式的反諷，他們無不自我卑微化地以一種自認是為民服務的假設去凸顯強人的睿智和偉大，而沙林與伊薇之間的情欲之愛，則是一場後殖民支配和反支配意識交鋒下的「性交換」。 奈波爾既以審美之眼展示了這片黑色曠野的純真之美，也揭露了遠比殖民時期更野蠻、更愚蠢的本土獨裁政治。這是一個自欺欺人、官僚為患、情欲亂倫、草木不生、末日不遠的新蠻荒世界，彷彿康拉德筆下那顆「黑色心臟」又回到後獨立時代的非洲，鼓鼓作聲，噗噗跳動！ （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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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 忙碌的招生組 形式主義不除，高等教育難救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兼教務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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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週，學校招生業務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招生組的同事向我抱怨，她們都已變成Seven Eleven，一大早上班，忙到很晚才回家。她們說已許久不知當媽媽及太太的滋味是什麼。 經過一番了解，我終於知道，她們根本不可能不忙。從研究所的簡章、出題彙總到監考，在在都需要她們親自參與。考完試後，成績的查核更讓她們忙個沒完。她們非常謹慎小心，因為她們很怕出錯，一出錯，教育部最喜歡以過失議處學校，嚴重的話，更會影響年度的補助款。 那一天跟她們談後，我不禁反思，台灣這些繁瑣的招生程序，是考試制度所產生的後果。我們因為追求公平，所以唯考試是問。考試的核心就是傅柯所說的書寫中心主義。書寫當然需要評分，有評分就必須小心數字會不會出錯，所以這中間對分數的校對就必須小心翼翼，連帶著放榜時，對名單的掌握更是分毫不能放鬆。也難怪，我們必須開那麼多會議，目的當然是要藉更多人的眼睛，讓錯誤降低到最小。 這會讓我想起當年申請美國讀研究所時，就沒有這麼多的瑣事。美國的研究所要的離不開托福成績單、大學4年成績、加上申請表格及推薦信4樣資料，掌握這些資料後，就可以進行審核程序。名單確定，就逐一以信件通知學生錄取或不錄取。錄取通知程序也是台灣與美國最大的不同所在，美國是由個別系所自行通知學生，台灣則是由教務處統一發出通知單，然後當然還需要一個公佈錄取榜單的動作。 台灣何時才能改變這種考試為主的錄取方式，我實在不敢講。但我知道，考試第一的思維模式，除了讓大學的招生組變成Seven Eleven外，還產生高等教育的不少怪現象。 其一為進研究所需要補習。研究所的訓練旨在教育學生發掘問題，找出解決之道。經過補習框框的學生，學的多半是標準答案，根本沒有自己的想法。偏偏研究所就是要讓學生發揮自己，找到個人的一套看法。進補習班考上研究所的模式，已讓我們的研究所產生質變，難怪我們的研究被批評為多半是「後續補充型」，一點原創力都沒有！這應該也是我們投到國外的論文，被引率很低的主因吧！ 另外一個怪現象則是，以技術性的延畢，爭取準備研究所的時間。日前，在一頓飯局中，師培教育中心的王主任，提到有學生選她的課，但整學期都不來。一問之下，原來就是準備被她當掉，然後因此申請延畢，以便從容準備考試。當王主任告訴同學，這門課會是零分時，這位同學才知問題的嚴重性。 想一想，這種情形在美國，根本不可能發生。以申請為主的美國研究所，要求學生繳交4年成績單作為參考，審核時，如果有一科出現零分，這位學生大概永遠沒有機會進入美國的研究所了。 但這種事情，竟然會發生在台灣，而且每年發生的個案還層出不窮。看來，台灣的高等教育真的已經生病了！很可惜的是主其事的教育部，一直都不願面對這樣的問題，仍然在形式主義的框框下，對所有的學校設下層層的限制。再這樣下去，台灣的高等教育能有何轉機，實在一點也無法讓人樂觀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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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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