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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4-29》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無家的居家感（之四）─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 | |
| ◎ 教授爸爸週記 陳文茜住在溫州街 | |
| ◎ 徵人啟事 台灣立報招募新聞好手 | |
| 閱讀第三世界 居家的無家感，無家的居家感（之四）─奈波爾的流亡紀實文學 | |
| 文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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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系列包括《信徒之間：伊斯蘭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 1981）、《超越信仰：皈依者之間的伊斯蘭旅程》（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 1981）。在這些作品中，奈波爾表達了對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不滿，甚至認為伊斯蘭教是一種有罪的信仰，是一種意志專斷和「異文化滅絕主義」的無上戒律，一種以石油暴利為支撐的新擴張主義。在《信徒之間》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是所有第三世界中最嚴重的問題，因為這種伊斯蘭狂熱是一種信仰狂熱、政治狂熱，一種被千年聖化了的狂熱。伊斯蘭男人的好動與敏感是一種隨時可以奔赴暴亂與犧牲的情感，而這種情感的本質就是仇恨與報復。在奈波爾看來，所謂「基本教義」（fundamentalism）就是復仇主義和殉道主義加上流血與報復的混合物。 《超越信仰》以印尼、伊朗、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為旅遊地，它實際上是《信徒之間》的續集。奈波爾通過人物交談和事件觀察的方式，探討了崛起中的伊斯蘭狂熱主義對這些「非阿拉伯─伊斯蘭皈依者」國家所造成的社會傷害。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摧毀了寬容和多元主義的態度，把人們從自己的母體社會中拔離出來，這種來自阿拉伯世界，以阿拉伯語為「聖語」的宗教，造成了這些皈依國家本土記憶的喪失和歷史的退色。這些宗教獨斷下的社會傷害包括服從得到強化、異議受到壓制、女性的地位倒退、貧窮增加、榮譽感消失、家庭破碎、其他宗教受到禁止、偏執狂四處漫延等等。奈波爾指出，伊斯蘭教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觀念問題，它製造了帝國主義的欲望（it makes imperial demand），信仰伊斯蘭教就是意味著拒絕自己的歷史。 除了這四大系列之外，《游擊隊員》（Guerrillas, 1975）實際上是奈波爾一部更具精神透析和象徵意理的長篇後殖民小說。奈波爾把「革命」與「性」兩個象徵範疇運用在對1970年代加勒比海某一島國革命運動的分析，開展了一種「後殖民『性／政治』」（postcolonial sexual/politics）的文本風格。故事描寫島上一場黑人運動，但政治事件顯然不是奈波爾的主題，他堅持以人物關係來反托時代的複雜性。故事中，一個有著中國血統但卻是金色皮膚的黑人運動成員；一個是曾經坐牢、以烈士自居的南美革命者；一個來自英國，尋找第三世界「叢林野戰」刺激的白種女人。奈波爾架設了「膚色／性／政治」三重範疇，著重分析了三者之間的性關係。奈波爾以白人女性對殖民地有色男性帶有受虐意味的「性強勢」，來象徵西方文化政治的優勢地位，而第三世界的政治劣勢和精神焦慮，則在殖民地男性的早洩和施虐狂獲得表現。性，作為一種權力象徵，以一種「殖民／受殖」的辨證形式，反射出一種受殖的男性陰莖和殖民的帝國女體之間支配與反支配的複雜關係。 奈波爾還通過這位患有「左派幼稚病」的白種女人珍（Jane），以她懷著一種「異國情調」和「性浪漫」心理天真地介入這場豈是兒戲的革命運動為象徵，諷刺了西方人總是以「椰林拂風、棕櫚搖曳、碧海藍天、白沙豔陽」等視角，把第三世界看成一個「去玩一趟」的觀光世界，完全無視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有價」、「反抗有血」的嚴肅性和悲劇性。奈波爾以這位搞革命找刺激的白人女性最後遭到姦殺為象徵性下場，對西方世界那種出自善意但卻意圖染指第三世界的浪漫優越感，予以無情的痛擊。 如果讀過薩依德的《文化帝國主義》一書，可以發覺薩依德對奈波爾的「伊斯蘭觀點」深為不滿，他在批評奈波爾的《超越信仰》一書時指出，這是一本愚蠢而沉悶的書，這部著作的出版是一場嚴重的智力障礙，一種精神的自殺，一場一級腦力謀殺。看來，奈波爾的作品專門在激怒讀者，討人厭惡，乃至作為長期摯友的作家保羅．塞羅克斯（Paul Theroux）就指奈波爾是一個「可怕的厭世主義者」，一個「將暴怒與躁鬱拔高為藝術氣質」的典型案例，把他的作品形容為「大量的評論、可憐的銷售量、加上一個不知所云的文學獎」。魯西迪（S. Rushdie）批評奈波爾的作品既缺乏激情，也沒有愛。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瑞克．沃爾克特（Derek Walcott）則指奈波爾患有「慢性憂鬱症」，甚至作了一首題為「夜幕」（V. S. Nightfall）的諧音諷刺詩，來反諷奈波爾的作品充滿無盡的黑暗和沮喪。 對此，奈波爾也不干示弱，直言他的作品不是「為印度人寫的，因為他們是不讀書的」，他的作品「只有在文明的西方國家才有市場」，他甚至對指責他的第三世界知識份子提出反擊，說他筆下所描寫的社會裏根本沒有知識份子，因此，只要一寫，他們就會憤怒。 奈波爾的反擊難免引起後殖民知識份的同聲責難，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本土告密者」（native informant），以揭露自己民族的潰爛和傷疤，去取悅和豢養西方讀者血腥的閱讀口味。然而，奈波爾的作品仍然給人一種深度的啟發：是不是對自己民族的愚眛只能採取同情潸淚或詩意美化的立場，從而將這種民族苦難的悲憤意識一概轉向對西方世界的指控就算了事？是不是後殖民知識份子只能是個「民族主義者」，因而只能創作千篇一律的民族勵志文學？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奈波爾作品的深處，有著一種超出國界、凌越種族、貫通時空的「泛人類關懷」（pan-human concern），一種對超越第三世界框架之外的普世價值的追求。確實，如果沒有痛陳自己民族缺陷的勇氣，又如何理清自己民族解放救贖的遠景？（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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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 陳文茜住在溫州街 | |
| 文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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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常常有人問我，陳文茜是不是住在我家隔壁？ 聽到這樣的問話，如果是一般人，我通常都苦笑以對。如果是熟人，我才會告訴他們，陳文茜住在我隔壁大樓斜對角的大樓，其實還有50公尺以上的距離。要我說幾巷幾號，我說不上來。因為溫州街的巷子不好找，就是告訴人家，還是常常找不到。 我在溫州街住了20年，看到的名人不少，郎靜山就是其中一位。但這麼久的日子，沒有人會問我那位名人住在那裡，陳文茜為什麼特別？想了一想，可能她的爭議性比較強，又常上媒體，所以才會讓人好奇。但說實在地，陳文茜搬來溫州街已經一段時間，我就是從來沒看過她在附近出現。朋友說在咖啡廳看過，也聽說她與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在「挪威森林」出現過，但我確實一直都沒有與她照過面。反而有一次看到周玉蔻，對著我們這一批明目書社的書友，詢問有沒有某一套書在出售！ 陳文茜的家在一樓，門刷成一派粉紅，鐵捲門則是與別人迥異的白色，很好識別。年前，一到晚上，陳文茜的家常是燈火通明，我猜一定是常有客人，暢談終宵吧！最近，情況顯然有了很大的變化。 尤其是今年總統大選完後，陳文茜家的大門老是深鎖，晚上更是漆黑一片。朋友告訴我，媒體報導，開完總統選票陳文茜就逃到韓國去了！然而，事後的消息卻說這是她原來早已排定的行程。可見選後風聲鶴唳、謠言處處讓人惶惶不安的景象。事實上，320開完票那個晚上，我還看到警車停在她家的路口。警燈在夜空中閃爍的景象，更添詭譎的氣氛！還好一夜沒事，要不然我還真的有點擔心情勢的發展，更擔心一向寧靜的溫州街，會不會變成抗爭的戰場！ 有一天早上，我如常地一大早到陳文茜家斜對角的早餐店，幫小兒子買蘿蔔糕。一邊在等待的時候，一邊則對著陳文茜家的大門端詳。一大早，她請的外傭正帶著3隻狗要外出蹓躂。想不到，看到我面對著大門觀看，外傭走沒幾步就趕快回頭，匆匆關上鐵門，而且以快動作收拾吊掛的衣服。難道她把我誤認為是監視人員？還是不良份子？ 想一想也難怪，我幾乎天天都要到這一家早餐店買東西，如果是需要現做的食物，我都一邊等待，一邊看著外面做運動。這種觀視的動作，如果每天出現，很難不被誤會。 看來，名人的隱私權還真是個問題。只要一成名，想窺視及打聽的人自然源源不絕。想一想，還是當個普通人比較自由，興來穿著拖鞋、著條短褲就可以逛書店，四處優游。這也是為什麼我老是告誡學生，在溫州街碰到我時，盡量不要跟我打招呼。因為那個時候，我可能忘形地正沉迷於某些東西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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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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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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