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20之前，許多任教大專的外籍教師便已陸續接獲勞委會的「體檢通知」。這當然不是體恤外籍大專教師在台工作的辛勞，而是外籍大專教師的管理當局從原本的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轉移到了勞委會手裡；根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只要身屬外籍，則「外籍大專教師」與「外籍勞工」同罪，皆得接受愛滋、梅毒等「體檢」。

據了解，已有外籍大專教師準備草擬聲明，抗議勞委會的國籍歧視。對此，我們完全呼應這些外籍大專教師的不平之鳴。畢竟，若說愛滋真有風險，豈有國籍之分？誰能保證本國籍教師或一般台灣人罹患愛滋的風險，必然小於這些被「強制體檢」的外籍對象？更何況，太多的研究文獻都指出，愛滋病未必叫人害怕，真正使人恐懼的是：「愛滋病」這個隱喻的動員與詮釋，皆掌握在國家與醫療體系的手裡，並可以藉此合理化各種公民資格的收縮與人權打壓。體檢、隔離、診療、驅逐等一連串防範愛滋的醫療行為，其實是藉著打造「衛生國家」之名，行擴張政治威權主義之實。

這些外籍大專教師的憤怒，指出了國家機器對「國籍的原罪」認定根本就是野蠻行為。但與此同時，我們卻要提醒外籍大專教師們，單指出「國籍的原罪」尚且不足，甚至還可能有「死道友不死貧道」的自掃門前雪之虞。就業服務法的「體檢」規定，並非今日才有，而是從外籍勞工被大量引進台灣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便被視為「管理」的配套。換句話說，這種未審先判、不斷被傳喚到衛生法庭的人身屈辱情形，已整整超過了10個年頭，但我們卻鮮少聽到，當時歸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所管的外籍大專教師們伸出援手。何以同樣蒙受「國籍的原罪」，卻呈現路歸路、橋歸橋的情形呢？箇中原因，恐怕還是那個不便明說的階級身分有別吧！

是以，就業服務法的愛滋體檢規定，其實包括了國籍與階級的雙重歧視，而這樣的歧視措施在過去之所以未被外籍大專教師群起撻伐，是否也與他們心照不宣地鞏固了階級歧視的意識形態有關呢？對此，我們認為應畢其功於一役，這回外籍大專教師抗議就服法的「體檢」惡規，不應只突出自己的專業身分與不白之冤，而該結構性地將自己與外籍勞工視為同舟一命，徹底爭取免於被歧視的平權。如此，才可說是台灣人權大解放的里程碑。

由中國全力主導、推動亞洲一體化為宗旨的博鰲亞洲論壇日前落幕，該論壇3年前創立伊始便有意排除美國官方的參與，今年更高喊「尋找亞洲共贏」做為永久的主題，刻意突出「亞洲主體性」為弱化美國在亞勢力擴張的正當性。

該論壇服膺的是新自由主義秩序，目的自不在於挑戰資本主義全球化，甚矢志藉區域貿易突破多邊貿易障礙，以促進自由貿易深化。但另方面高舉亞洲共贏，也是東道主中國急於擺脫「贏者通吃」的威脅者形象，並再三強調中國是「和平的崛起」，不會妨害其他亞洲國的利益。

相較當年的中共革命，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帝的決心與士氣，且其嘗試走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平等有尊嚴的經濟發展道路，間接影響了第三世界鬥爭，從政治獨立擴大到經濟自足，在在使中國儼然成為第三世界的精神領袖。就在這個最早倡議走出自己道路的國家放棄初衷20餘年後，兩極分化的發展方針卻已形塑出階級分化的強淩弱社會。話說外交做為內政的延伸，當將競逐利潤奉為圭臬，合作不過是為了擴大征戰版圖以滋養的權宜之計時，他國對之戒慎提防，亦自不待言。

（文字工作者）

博鰲亞洲論壇已堂堂邁入第3年，這個新崛起的亞洲論壇，由於近年來美國利用APEC搞反恐的政治企圖，大於藉之整合經濟活動的用意益發明顯後，博鰲因此大有超越APEC，做為亞洲國家經貿活動整合重要平台的可能。

博鰲之於亞洲國家的重要性，在台灣受關注的程度卻顯得那樣地不成比例，問題即在於該論壇是由中國大陸主導，鑑於兩岸關係的僵持不下，因此今年台灣出席的企業主不超過20人。這無疑是極為諷刺的局面，台商無論在大陸，抑或是在其他亞洲國家，均佔有相當的投資份量，是故在倡議亞洲經貿一體化時，台灣人必然是這個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再者，彼等未來成長茁壯的空間，亦有賴於大環境的便捷與開闊，畢竟台灣是個小島，經濟成長空間有限。換言之，在邁向亞洲經濟一體化的過程裡，台灣不可自絕於外，否則封閉自守的結果，是啥也守不住。

況且，APEC在經貿活動的角色已每況愈下，當局更應與時俱進，真正地面對兩岸關係以解決這攸關台灣人民未來至深的課題。大選已過，倘若再繼續沉溺於族群操作的仇中意識裡，台灣將倒退30年，亦非危言聳聽。

（政治評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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