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台中市立欣托兒所渾然不察車內學童並未全數入園，導致了一名學童被關在車內達8小時之久，活活被悶死、烤死的慘劇。對此，各方已有專業權威說法，指出從隨車員到導師這整個點名聯繫流程的重要性，而這也顯示了所方難以卸責。

但上述說法並不代表悲劇背後的結構性根源獲得正確的理解。在這次「學童烤死」的悲劇中，立欣托兒所是被政府評等為甲級的幼稚園，若連這個評等都還意味了某種不可測的風險，那麼家長對小孩的托育權益如何能求？面對這種普遍焦慮，我們不該將這悲劇視為某種疏忽，或是不幸個案，而應探討台灣幼教政策的畸形發展。

在整個教育投資環節裡，政府對幼教的輕視非常明顯。相較於國中小的義務教育，以及大學高等教育的「競爭力」提升，幼教則明顯處在一個相對放任的去管制狀態。這樣的偏頗，導致台灣的幼教環境極度市場化，私立托兒所、幼稚園琳瑯滿目，但有限的公立托兒所、幼稚園卻比過去的大學窄門還難進入。如此高度市場化的環境，造成家長僅能以有限的資訊與經驗購買「幼教服務商品」，而政府所提供的保障只是基本的商品認證，使一切禍福都取決於買賣雙方的選擇是否得當。

如果被認證後的有機蔬菜都還殘留農藥，那麼我們便不會對獲得甲級評等的托兒所發生奪命悲劇感到意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被極度商品化的幼教市場，其風險雖已與政府的評等呈現脫鉤，卻也會因家長消費能力的不同，讓幼教市場的受益與風險關係產生某種系統性的分布。此即，有能力讓小孩上「貴族幼稚園」者，往往享有較安全的娃娃車、較合理的師生比及軟硬體環境；反之，若只能負擔「藍領幼稚園」的費用，則可能步步皆險。這讓我們看到，幼教市場化的資源與安全係數，大都取決於買方的購買力與賣方的投資能力。

因此台灣的階級分化與複製，早從幼教階段便已開始，而非一般人所談論的大學高學費等受教權排他性。貴族幼稚園與藍領幼稚園間的外語教學、遊戲啟蒙意涵與安全管理品質，早已愈形懸殊。問題是，一般受薪家庭對這個「被私有化的烏托邦」根本可望不可及，而富人也樂得壟斷這個「贏在起跑點」的快感。倘使主管機關仍一再忽視這種缺乏公共投資的幼教環境，那麼等於向受薪家庭的小孩說：「活該，誰叫你投錯胎。」能不招人憤恨？釜底抽薪之計，政府應積極對幼教進行去商品化的公共投資，廣設公立托兒所、幼稚園，而非只做做商品認證的「消費者保護」，才能讓幼教有基本的公平與安全可言。

日本國民年金斷炊警報頻傳，負責審議年金修法的議員和閣員，此時卻接連爆出未繳保費的「醜聞」，以致紛紛中箭落馬，引發政壇連環震盪。

高達1╱3的未納保率，表面看來是日本年金空洞化的主因，對此社保廳編列大筆預算做為催繳之用，朝野亦不時將「找回國民對國民年金的信任」掛在嘴邊。然該制為人詬病者，在於為數日眾的第一類保險人（非公務員及非私人企業正式受僱者及其家屬），係採不論貧富的定額繳納，形同人頭累退稅的均一制，不僅有逆財富所得重分配，又隨著失業人口與日俱增及勞動派遣等僱用彈性化趨勢越演越烈使然，要欠費率不高也難。事實上，早在1985年厚生省即坦言，國民年金均一制確實不當，故寄望未來採報酬比例制，使年金制臻於安定且公正。惟時隔近20年，有違「量能負擔」原則的制度依舊，有錢、沒錢保費一樣，沒錢繳不出，有錢不願繳，偏偏有錢有權者還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糾察者以及違反者，信任危機的物質基礎即在於此。

面對社會兩極分化，堅守量能負擔的正道，說的正是該體系的生存與否。偏離正道即可預知死亡，這正是日本年金給吾等最大的啟示。

（文字工作者）

從代言年金廣告的藝人，到參與審議修法的議員，都名列保費欠繳名單的醜聞氛圍下，誓言要挽救頻臨破產的國民年金法案，日前已在日本國會初步通過。

為使國民年金免於崩潰，修法主要訴諸兩點，一是提高保費，二是降低給付水平。日本深受年金財務短絀困擾已久，而今採行此改革途徑，實不得不然。說到底，社會保險畢竟不是共產主義的制度，其存廢的核心關鍵仍在於財務體系的平衡，國民年金為日本年金體系的基礎，其上另有公務人員的共濟年金，以及私人企業雇員的厚生年金；諸如此類的種種年金體系，打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均步上改革乙途。面臨少子化趨勢，從抑制未來世代保費負擔的觀點出發，涵蓋面最廣的基礎年金給付紛紛降低；僱用流動化的大勢所趨，第二層職域年金則紛紛改採個人帳戶的民營化方向。眼前日本基礎年金改制大致如是，厚生年金何去何從則有待觀察。

台灣國民年金規劃歷時甚長，早期仿效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但考量與現行各類社保接合的困難度後，政院版本已改弦易轍並送入立院待審。於此之際，日本的改革經驗，對於台灣此一福利後進國家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政治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