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最新一期《天下雜誌》報導指出，台灣低所得與高所得家庭子女上大學的比率差距正在日益擴大。《天下雜誌》根據台大經濟系副教授駱明慶的研究顯示，1979到81年間，最低所得家庭子女就讀大學的比率與最高所得家庭相差11.4％，但是到了1997至99年間，這個差距擴大為16.8％。對於階級間的教育機會與水準差距不斷擴大的這一趨勢，在台灣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重視，不過，許多人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卻經常因為錯誤的認識角度，而提出錯誤的解決建議，因此並無助於此一趨勢的稍減。

事實上，許多抱持著自由主義信念的人們，對於教育皆寄予無限的期待，特別是在社會流動與平等的促進上。根據自由主義者的觀念，現代社會是一個日趨平等——就機會而言——的社會，這主要是來自於任何階級出身的家庭子女，都有同等的機會可以接受教育，因此，其未來的社會位置便取決於其在均等的教育機會中，個人所做出的努力；換言之，只要夠努力，社會流動或階級翻身，是可以被預期的。也因此，自由主義者傾向於認為，教育是達成現代社會流動與平等的最重要機制，而若是因為接受教育的機會不平等，造成教育所具有的流動功能無法達成，那麼，社會也將會因為流動的凝滯而出現危機。

因此，從自由主義的觀念中，我們可以知道為什麼會有這許多人們，對於高低所得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差距逐漸擴大，感到憂心。但問題是，自由主義者的這項觀念，是將教育當作「自變項」，可以影響其他任何的社會現象，例如平等、價值觀、民主等等；也因此我們常常可以聽到「從教育做起」這樣一種說法。但是，同處於一個社會環境中的教育，其本身也總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被單獨抽離、發生影響作用的自變項；其實，在台灣教改過程中最為令人頭痛的「菁英學校」，正是教育受到社會競爭現實的影響所致，但人們卻經常搞錯了方向，反而認為該從教育來解決此一問題。

從《天下雜誌》這次的調查中，我們便可以看到，影響高等教育受教機會的，正是所得差距這一階級差異的指標之一。由於階級地位差距的惡化，從而造成了受教機會的不平等，而這將反過來複製既有階級結構，或再次擴大階級鴻溝，但是自由主義者往往僅注意到後面這一過程，以致於錯認為可以藉由受教機會的平等來解決社會流動的問題。因此，要真正創造出一個平等的教育環境，若不從階級處境的徹底改變著手，我們將會迷失在教育的神話之中，找不到出路。

台灣生育率連續3年節節下降，甚至低於據說素來注重生活品質的法國人。官府顯得很緊張，認為這會造成未來消費人口減少，傷害經濟發展。

事實上，官府的擔憂根本把問題搞顛倒了！人口減少未必會削減消費，人口增長也未必會增加消費，因為「消費力」與人頭無關，只與「資產實力」有關；眾多貧民「消費力」的集合，恐怕也抵不上幾個權貴家庭的金孫銀孫。

反過來說，生育率下降倒反映「經濟發展」出了問題。這問題不是GNP，也不是景氣指標亮什麼燈，更不是股票市場起伏了幾個點；關鍵的問題是少數富豪的發達，是建立在絕大多數人民的貧困化。資本家要求高品質的勞動力，但昂貴又費時的教育訓練成本卻要由員工自己（或他們的父母）來負擔；近年來暴富的資本家中，大多出自股票、土地炒作等投機生意，資產累積不靠生產，遂使社會失業更形嚴重；一波又一波的減薪裁員潮，早已使得每個成人朝不保夕，哪還還談得上生孩子？

大眾的貧困早已使得台灣市場逐漸萎縮，進一步刺激了資本利潤率的下降，導致勞動力需求的下降。如此，生育率不低也難！

（文字工作者）

內政部公佈資料顯示，台灣出生率連續3年創新低，更預估這樣下去經濟成長至少將較過去10年水準降低1／3。官方似乎囿於舊式思維顯得十分擔心，我們以為大可不必。

首先，人口減少確實代表消費人口減少，但這是以島內消費以及某些傳統內需產業為考量的思維。然而，看看過去的台灣，長期的低工資使島內市場一直不大但經濟照樣起飛，靠的就是外銷。過去管制嚴格的時代仍有此佳績，在全球化的今天，台灣企業更是放眼全球，以海外大市場的拓殖為目標，島內市場猶在其次。

其次，或許有人擔心人口減少會造成缺工，使勞動力價格上升減損了企業利潤。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別忘了我們有數以億計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外勞。缺體力工嗎？從東南亞進口就是了。缺高級科技人才嗎？印度、中國也多得是。

再來，今天的台灣早已升級成高科技之島，靠的是知識產業。知識產業的特性就在於其產出與人頭數不成比例，全賴創意、技術。也就是說關鍵的不是人口的數量，而是人口的質量。更何況，如果台灣的年輕夫妻不願吃苦照顧小孩，也還有任勞任怨、「生產力」極高的外籍新娘或外傭可以代勞生育、照顧，怕什麼？

（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