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稱全球最大醫療NGO組織的美國癌症協會正與台灣的相關團體進行交流中。據該團體所提供的資料顯示，美國癌症5年的存活率約有62％，反觀國內癌症存活率則只有一半；這個同命不同運的現象，不只令我們的癌症病患與家屬同感悵然，同時亦有必要更進一步探討相關原因。

或有一說，台灣癌症病患存活率如此之低，與「談癌色變」的心理有關。由於許多人認為罹癌與到鬼門關前報到無異，故常產生兩種極端反應：「放棄治療」或「過份積極治療」。放棄治療意味了對人生盡頭的默數，「過份積極治療」則是奮力一搏，除正規治療外，尚求助於各種民俗偏方妙藥。但這種喪志認命與百轉千折尋生機的做法，看似處在兩個極端，其實都是共建於「懼癌症」的集體心理上。

癌症當然有可怕的一面，因為就算是美國，其存活率也不過62％，等於在生死的天平上各占一半機率。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罹癌也未必那麼令人絕望，就臨床經驗來說，愈早期檢查出來，治癒率便愈高。但癥結也正在此，台灣的癌症存活率之所以偏低，與其罪責患者認命或病急亂投醫，倒不如去追溯為何當許多人知道罹癌時，大多已惡化到末期？若非走到這一步，哪來的喪志認命與病急亂投醫等極端情形？

我們先從醫療體系的源頭去解題。上過醫院的人都知道，醫生對一個病人的診斷時間絕少超過3、5分鐘，除非醫生賽華陀，否則這其中（隱藏性）誤診所導致的醫療不當與延遲，絕對比現有正式醫療糾紛紀錄來得嚴重。換句話說，台灣的癌症病患每每得訊，大多已處在末期的「生死之交」，這相當程度得歸咎於這種超理性的「醫療效率」。是故，這是醫療體制殺人的結構性問題，而非病患不配合的技術性個案。

接下來的另一問題是，醫生之所以會用生產線的方式來「服務」病患也有其苦衷，畢竟自雇自營的醫師已在萎縮中，多數為醫療資本所雇，因而勞動自主性逐漸喪失。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本求利的私人醫療體系把病患當搖錢樹、將醫師當做生產線勞工，可說毫不令人意外；是以，若根據利潤邏輯行事，則超短的診療時間既代表了醫師雇工的超高勞動強度，也意味了病患權益的剝奪，醫病雙方都是輸家。

準此，我們認為所謂的醫療政策，應從醫療體系的整頓著手。可行之計有二：上計是在供給面上以公營資本來壓抑私人醫療資本，如此才能與全民健保這個需求支出的去商品化相配套；下計，至少得改善醫療產業的勞動條件，讓病患因醫師勞動強度的減緩而間接受益。若上述兩個解決方法都不可得，那麼提升台灣的癌症治癒率，猶如空談。

地圖是參照性的，人們用它來測量周遭事物，所以如何劃地圖，不是一個通論，更不會在歷史軸上的一成不變。我們最常見的地圖就是描述領土的國家地理圖。國家主權宣示的界地，彰顯在地圖中。立委李慶安要求教育部長「躺著」接受質詢所引發的爭論，應驗了「台灣主體性」這個抽象概念的流動性與政治衝突的隨意性。

當然，對被訓化的台灣民眾，擺脫「秋海堂」到「老母雞」的中華民國領土形狀到承認「蕃薯」台灣，不是科學的繪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地圖當然可以東西南北轉變，若它的識別意義是相對的。17世紀殖民強國下的台灣，20世紀後半葉的中華民國，在實質意義下，都意指了台灣的附屬性。若前者是殖民屬性，那後者的屬性就更為複雜了－－中國與台灣的歷史-政治關係。

上次「本土派」在地圖上動腦筋，伴隨著從李登輝的「南進」論述，這次南上北下的繪圖，什麼論述支撐呢？是進步的反思，還是「台灣中心」自大症再度發作呢？依現實，在地圖上加重台灣與菲律賓、印尼、與東南亞國家的地理關係並不為過，他們的移工，已是台灣經濟體的支撐者。「進步」的民進黨壯青派，難道不應藉此從這樣的視野建構他們的「新台灣文化論述」嗎？

（文字工作者）

親民黨立委李慶安嘲諷教育部長的地圖倒轉說，以為這「讓所有做地球儀的人都很困惑，這樣的地圖根本沒人會看…『去中國化』很簡單，只要把台灣放在地圖中心，把台灣放大到與中國大陸一樣大，其他國家畫小」。又是一樁典型的國親「摳洗」嘴臉。國親一面為奪回政權，討好台灣民眾，「親吻土地」，甚至要併黨改名，一面懷抱著「中國正統」論，逢綠必反。

主體性，是建立台灣群體住民的最小公倍數，不是最大公約數。凡是此地住民，不管是原住民、外省人、閩客人、還是新移工，以台灣人自稱，本就不是件值得懷疑之事。但民進黨的「福佬沙文主義」令人不放心，國親的「中國意識」更為虛偽，使得任何一項細緻的社會再教育總是在這兩造中擺盪。

換個角度看台灣，有何不可？我們不是經常從歷史的軌跡中，重新思索現在的台灣嗎？我們不是必須從社會受壓迫群體的角度看台灣社會嗎？換個角度看台灣，不是要抹去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而是要加入新視野，看看我們做為海洋國家與鄰近國家的歷史、社會與文化關係。對於正在形成的多族群、多文化的台灣社會，何嘗不是一件必要的社會工程呢？

（大專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