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在履職之後，果不其然，由他所倡導的歷史「同心圓理論」，立即成為立委們的焦點質詢話題；然而，無法拋卻國族主義意識的立委們，對於此一歷史書寫方法，僅僅只能停留在「自大」或「自卑」的貧乏形容與指責的層面上，而未能真正切入其問題核心。

同心圓的歷史書寫方式，說來的確足夠理直氣壯，因為它試圖確立歷史書寫者的主體位置，而非只是各種大歷史敘述下的客體；但是，同心圓方法的問題關鍵因此也在於這一「主體性」的問題上，亦即，主體（我）是誰？主體如何自我知覺與確認？我（主體之一）和他人（另一主體）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些也就是關於主體如何形成的問題。

事實上，主體此一身份，並非是無庸置疑地與生俱來的，主體乃是一種發現的過程，是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脈絡之下所形成的，因此，主體便是一種歷史產物。誠如眾多社會心理學家所共同確認的，「自我」是在社會學習的過程中所逐漸被形塑的，無論是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重要他人」或是庫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的「鏡中自我」，這些類似的概念，都是指涉著「自我」之形成與社會互動之間的關連。同樣的，包含著「（社會性）自我」內涵的主體概念，其形成也是在一社會互動的歷程中所逐漸被打造出來的，因此，同一個人或同一個群體，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中、在相異的社會脈絡下，就會產生不同的主體性與主體意識。

主體性因而是複雜、歧異與多元的，這其實就是同心圓方法最關鍵、也是最困難的問題核心所在。在同一個社會中，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就會產生不同的主體（性）──亦即產生不同的圓心，因此，同一個社會，其實將包含著多得不計其數的同心圓；甚至，即使是同一個人，也將因為其相對社會位置的改變，而有著不同的同心圓。

同心圓方法的歷史書寫，因此將具有如下的批判性質：否認社會僅存在著一個同心圓，並勢必要承認：任何一種企圖以唯一同心圓觀點所進行的歷史書寫，都將是一種壓迫、一種對於歷史豐富性的抹煞與消滅；唯一同心圓的觀點，也就是僅承認社會上只有一個「單一主體」，而否定其他主體的存在與意義。因此，同心圓方法，究其實是根本反對各種國族主義的，因為國族主義者總是試圖消滅其他相異的社會主體，而僅存一「民族身份」，同心圓方法，因此可以反對中國（族），但同樣也是反對台灣國（族）的。

職是，我們要勸告各位國族主義者，要以同心圓方法來批判過去的霸權，也請小心，千萬別拿了這一塊大石頭，往自己的腳板上狠狠的砸下去。

許多大學的學生已經串連起來抗議新一波學費調漲風，似有再次引爆爭議的態勢，成為杜部長的頭號課題。

爭議已久的學費問題主要來自政府一貫的「教育商品化」政策，將憲法規定的國民權利變成陳總統口中的「投資」標的，於是有錢的儘可投資獲利，沒錢的可能連進場的份都沒有。商品化政策的另一面是「自由化」，開放設校大搞市場競爭，結果使得小小台灣成為大學密度最高的地方，更使得許多學校成為財團逐利的工具，壓縮學校設備、師資成本等等，犧牲了學生的受教權利。

真要解決此問題，勢必要設法遏止目前的「商品化」、「自由化」趨勢，這不僅關係教育政策的改革，也牽涉到政府經費的總調用，尤其是如何建立公平稅制，透過追討財團稅來支應社會支出。這一切的根本，都在於改變目前政府全面力挺財團的「財團中心論」。

杜部長做出扭轉世界地圖、賦予台灣「中心地位」的驚人之舉，顯然是把「中國帝國中心論」看成是教育主要問題之一加以批判。不論白目與否，勇於批判「中國帝國中心論」的杜部長，對於眼前明擺著的、在台灣政府中根深蒂固的「財團中心論」，要採取什麼態度？值得吾人密切監看！

大學生反高學費大概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尤其是那些國立名牌大學的學生。只要不是太昧於現實，誰都會承認高等教育中存在明顯的階層差異：學費較低廉的國立名牌大學，學生多來自經濟相對較優渥的家庭，而昂貴品質又糟的私立大學，學生卻多來自經濟較差的家庭。那些國立大學的學生，學費低不說，大部分也都由家長埋單，今天卻跑出來反高學費，實在奇怪，擺明了是既得利益者恐懼失勢的反應。

真正該反高學費的是那些私立大學學生，但理由不是什麼「教育非商品」這種空洞的理想詞語，而是「物應有所值」。私校的學費是公校的兩、三倍，教學品質卻差了兩、三倍，社會地位也低了兩、三倍，極不公平。

吾人真正應該深思的是：這種公校私校的差異，背後其實反映了高等教育的真正問題，就是舊式的升學主義體制。這種體制以單一標準化約出來的分數判定學生的高下，再依此高下分配資源，培養能力，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精英體制。私校的高學費低價值，正反映了這種體制的問題。就此而言，要從學費入手打破這種體制的話，便應該理直氣壯地提出「物應有所值，否則退錢」的訴求，而不是跟著國立大學的既得利益者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