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行政院會通過高達6,108億元的重大軍購特別預算案，我們必須誠實而嚴肅地表示反對。賦稅署擔心台灣債務存量將被刷爆的憂慮，已經說明了台灣的財政體質根本不足以承受軍事武器的重量。至於之後雖有政府官員改稱尚可支應無虞，惟這是以每年經濟成長率5％作為預設前提；問題是：誰來保證這個經濟成長率能夠15年不變，或更高？更何況新政府早已在過去4年為我們示範了刺激經濟成長的財政魔術──減稅。是以，稅收成長跟不上經濟成長的結構性問題，必將在軍購案後再次惡化。

人說財政為庶政之母，但新政府這次鉅額軍購的財政冒險，卻說明了軍政為庶政之先，甚至是不計後果的唯一。這無疑是台灣社會的一大殺機，因為島內的民主競爭與兩岸的軍事競賽正在攬轡並行，而這帖性質相剋的藥方調理，更曾被委婉地稱之為「民主鞏固」，而令人陶陶然。但我們都得注意到，當民主的正當性是透過軍事緊張或武器競賽而汲取時，其所開的果實並非民主的強化與鞏固，而是隨時都可能回過頭來取消民主，或造成民主權利的緊縮。這個不難理解的災難性後果是全面性的，從戰爭實質爆發的總統頒佈緊急命令（顧名思義，「平時狀態」的民主活動被暫停了），或是僅僅透過軍事對峙所強化的生存競爭與恐懼（這不只是對中國的北京政權而已，還包括對島內的「中國同路人」的指認），都可能隨著軍購的暗示性語言，預告台灣的民主化達到瞬間高潮後的猝死可能。

上述警告並非聳人聽聞，更不是單單衝著新政府而來，實際上，這可以追溯到台灣戰後國民黨的長期軍事戒嚴統治，故我們對於這樣的歷史發展連續性至感憂慮。在過去，軍事對抗曾合理化了戒嚴的實施，而基於保衛政權的需要，「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的神經騷擾也曾扭曲了我們的社會關係。當然，我們更不該或忘，早年為了維持這個軍事戒嚴體制，台灣的國防支出又是如何地被長期高掛，不容置喙。弔詭的是，民進黨雖然在1980年代中期衝破了戒嚴，但其執政後的「民主」思維顯然還是內化了這套壓迫機制。有所不同的是，當年的蔣氏單憑槍桿子就強力淨空民主，今日的陳水扁卻是能夠以領袖之尊，在民間製造出必要時自願放棄民主的共識。兩個朝代的正當性高下立判，但就結果的悲劇性而論，卻恐怕是後者尤甚於前者。

職是之故，無論是軍購的財政負擔，或是政治語言，都說明了台灣對於軍事競賽與民主競爭的包裹處理已經不容再繼續含混下去，而社會民主化所要求的最大包容與協商性共識（無論是島內或兩岸皆然）規範，更不可能與社會軍事化的敵我搏鬥與零和勝負價值並存。那麼究竟如何取捨？實需台灣上下對這個關鍵的歷史決定反覆斟酌、端詳。

扒峇u業社會的勞資關係是階級社會觀念的投射，因為存在著階級剝削，故勞工階級要求薪資、福利等各種保障與改良。但當資訊科技崛起後，「資訊社會」的來臨卻帶來了勞資關係的徹底揚棄，勞資不再是利益對立者，而是利益共同體，舉凡員工認股權的薪資制度創新，便取代了死薪水所維持的那條勞資界線。因為，若說「認股權」是員工薪資的一部份，那麼其價值多寡也將取決於股票市場，而非資方對其利潤的釋放能力與意願。換句話說，是廣大投資人決定了員工價值，而非雇主。

也因如此，我們對財政部對員工認股權進行鐵腕課徵感到可惜；同時，也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挺身捍衛員工權益大加喝采。財政部援引著18世紀以來的所得稅觀念來自我正當化，卻不知世界已經改變，毋寧說明了台灣的財政改革猶如經濟創新的鳥籠。問題是，當鳥變得不想飛或飛不動時，財政部日後還能對喪失經濟活力的台灣多收多少稅？這不是因小失大嗎？

從1990年代後，台灣能端得出去國際市場競爭的產業，唯資訊科技一項，這個以不斷創新為競爭動力的劃時代產業，其貢獻不只是生產晶圓片而已，實際上，勞資關係的創新也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傳統工業社會的勞資關係是階級社會觀念的投射，因為存在著階級剝削，故勞工階級要求薪資、福利等各種保障與改良。但當資訊科技崛起後，「資訊社會」的來臨卻帶來了勞資關係的徹底揚棄，勞資不再是利益對立者，而是利益共同體，舉凡員工認股權的薪資制度創新，便取代了死薪水所維持的那條勞資界線。因為，若說「認股權」是員工薪資的一部份，那麼其價值多寡也將取決於股票市場，而非資方對其利潤的釋放能力與意願。換句話說，是廣大投資人決定了員工價值，而非雇主。

也因如此，我們對財政部對員工認股權進行鐵腕課徵感到可惜；同時，也對聯電董事長曹興誠挺身捍衛員工權益大加喝采。財政部援引著18世紀以來的所得稅觀念來自我正當化，卻不知世界已經改變，毋寧說明了台灣的財政改革猶如經濟創新的鳥籠。問題是，當鳥變得不想飛或飛不動時，財政部日後還能對喪失經濟活力的台灣多收多少稅？這不是因小失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