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台灣民間各方面的努力，行政院新聞局終於朝台視、華視公共化的方向規劃，由政府收購兩台的民股，將之贈送給公視，建構一個公共電視集團。新聞局的這個方案當然還未定案，可以想像這案子一定會在立法院引起爭議；事實上，就在新聞局的初步規劃曝光後，已有立委與學者表達各種不同的意見。這不僅事關提升電視品質的問題，還涉及潛在的龐大利益；更重要的，這也將是一種社會觀念或意識型態的變革。具備如此多重的意義，電視公共化改革的利弊與成敗值得吾人重視。

台灣社會對媒體問題的認識是一種由生疏漸深入，且不會誤解曲折的過程。最初，人們對媒體（特別是電視）的態度是歡迎而信賴的。然而，較敏感的人士已警覺到媒體未必是客觀中立的，有可能被操縱而宣揚特定的意識型態，這種警覺在黨外民主運動高潮時達到高峰，因此，「開放報禁」、「黨政軍退出三台」一時成了民主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

但是，政治力並不是干預媒體的唯一來源，歐美的媒體學者早已指出，資本主義商品市場機制是干預媒體獨立公正的另一重大元兇；而且這種干預還不僅侷限於新聞的直接報導與評論上，它更操弄文化、塑造意識型態。1930年代葛蘭姆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19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均已指出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如何扭曲媒體的真實性與文化內涵。因此，媒體的改造絕不能只侷限於防範政治力干預的一個面向。

台灣對媒體的反省顯然落後歐洲學者半個世紀以上，主流論述還只停留在「黨政軍退出三台」的層次，這是有其歷史的原因，一方面戒嚴時期政治力對媒體的干預太強烈，造成人們把眾惡化約為政治力一個向度；另方面則囿於台灣的社會思潮長期只看到美國，而忽略了歐洲及其他世界的視野，而美國做為資本主義的老大哥，對於媒體所受市場無形干預的弊病懵懂無知，更甚於其過份強調私有化而難以體認公共化的意義與貢獻。

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台灣的媒體改革者促使新聞局開始重視公共化的面向。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值得喝采；雖然，更多的考驗還在未來。

東莞台資企業爆發工人圍廠抗爭，然而與過去虐待工人、剋扣加班費、亂扣工資、超時加班等惡質勞動條件引發工潮等往例相較，這次出現了一項令人難以想像的抗爭原因：抗議台商企業假日不許加班的規定。

過去10年間，東亞、拉美血汗工廠林立，消滅血汗工廠成為歐美國家消費者運動、工人運動與學生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由於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對工人的高壓統治，來自歐美的NGO與運動團體採取直接向品牌商施壓的方式，迫使品牌商在維護良好商品形象的利基下制定「企業行為守則」，下游包商必須遵守這一套守則，否則將面臨取消訂單的命運。

然而企業行為守則卻是反品牌抗爭中最令人非議的副作用，首先它是「企業社會責任」的衝鋒隊，它不同於法律，因此不具任何強制性；它又不是勞資雙方共同擬定的團體協約，換言之，只有來自西方世界的監察團體得以不定時的督察，身在工作現場的勞工對企業行為守則是否落實，其實是無緣置喙的。

因此，旨在消除惡劣勞動條件，比如說，禁止假日加班的守則，面對需錢孔急需要加班以支應低薪資待遇的中國工人而言，守則恰恰形成無法參與、翻身的緊箍咒，只有發動工潮才能突顯問題。

中共點名不歡迎「親綠」、「挺扁」台商投資，台南發跡的奇美首當其衝，江蘇鎮江的銀行準備大抽銀根，獨派不免唏噓再三：台商對中國的經濟貢獻卓著，不僅僱用超過一千萬人，技術轉移、甚至提昇中國經濟競爭力都不在話下。至於是不是涉嫌「通中資匪」，因為根正苗綠，除代為申冤抱屈外，無人追究。

從鎮江往南，數千公里外的廣東東莞則是台資工廠爆發工潮，工人長期被剋扣工資、不支付國定假日加班費，或是取消加班引起工人不滿等等因素不一而足，但是獨派願意聲援被台資企業壓迫的工人卻是少之又少，甚至台資都可以被魚目混珠為「港」資，連面對問題的勇氣都付之闕如，令人失望。

獨派必須捫心自問，為什麼執政4年，阿扁的得票數僅能領先連宋3萬票？而不是30萬、60萬？就許文龍一案觀之，假設今天是西陵電子吳思鍾在中國被老共坑殺，有誰會「仗義執言」？「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問題暴露殆盡；彼岸的工人被台資打壓不絕於耳，然而執政黨早就選擇與有錢有勢者站在一起，「人權立國」、「人權是普世價值」看來的確像是只有激情而無內涵的選舉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