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編了6,108億的特別預算，準備購買美國的武器。在大家剛繳付年度所得稅款之際，扁政府一手掏國民口袋，另一手奉獻給華盛頓當局，我們心中豈能不刺痛？然則，陳水扁在軍購公投案被否決之後，依然堅持進行這麼一筆天文數字的交易，除了做為個人權位護身符的盤算之外，無非是認為美國的超強形象依然深植人心，台灣在其龐大羽翼之下，可以安全無虞。

其實，這是一個美國超強形象漸次瓦解的年代，扁政府執意向美國押寶，將所有雞蛋全部放在華盛頓的籃子裡，對國際社會的認知嚴重偏差。即使是美國的保守派學者麥可‧林德（Michael Lind）也在《金融時報》上指出了美國霸權的迷思。他認為，美國的超強地位，主要是建立在「物質」和「道德」兩大因素。物質指的是武力和經濟力，道德則是指民主制度和自由社會。然而，這兩者目前都已被摧毀。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美國意圖以武力和金錢，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秩序，完全失敗，這是「物質」上的無能；而美國在歐洲的形象，也從二次大戰之後的「解放者」變成佔領者和酷刑者，這是「道德」上的破產。

美國總統布希最近到歐洲參加諾曼第登陸60週年紀念，到處遭逢奚落、示威，實是上述困境的表徵。回想20年前的6月6日，剛過世的雷根總統參加諾曼第登陸40週年紀念，洽逢冷戰末期，然而曾以「邪惡帝國」戲稱蘇聯的雷根，在此歷史場景下，卻能夠誠懇表示對昔日反納粹盟友的感念，並首度在外交上展示對蘇聯開放、友好的態度。10年前，則是柯林頓總統出席了諾曼第登陸50週年紀念，當時國際上正逢盧安達和波士尼亞發生族群屠滅的慘案，歐、美的主流價值回歸到最原始的「人道」問題，兩者可以團結在一起，為共同的正義議題而戰鬥，從而與二次大戰的反法西斯鬥爭聯繫在一起。柯林頓在演說中說「最長的一日尚未終止」，的確觸動許多敏感於歷史苦難的心靈。

而今，布希企圖將他的「反恐」戰爭搭接到二次大戰的經驗，反而引來訕笑與譏評。1984年雷根在諾曼第說：「使用武力於解放和使用武力於征服之間，有深沉的道德差異。」這種道德差異，布希沒有能力理解，急於向布希表態進貢的陳水扁，更是懵懂。

在備感民主失敗的日子裡，聞見類似英、美法院陪審團制度的「公民會議」即將被引進台灣，頓覺天地陡亮，給人帶來了希望。

時至今日，民主最大的問題就是膚淺，由於決策以當下、既予的群眾為主體，遂使政黨、政客爭相討好、諂媚群眾；偏偏在這個高度分工的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根本不具備一己專長之外的知識與通識，甚至是不感興趣，使得職業政客們在討好、諂媚之外，還可以煽惑、操弄群眾。要之，就是沿著阻力最小的途徑去攫取民意；據說，誰取得民意，誰就是主宰，這樣，民主顛倒為「主民」。更致命性的是，在這種淺翻粗耕中，收成的政客也必然是思想趨於輕薄短小的羽量級，甚至是丑角型的人物，絕無可能產生古典時代昂揚於百姓之上的哲王或霸主，像日前剛死的美國總統雷根，就是庸劣不過的政治戲子。有謂民主政治就是平庸政治，這話不僅是對民主做為一種文明的醜詆，同時也在護航政客亂政、官僚專政的現狀。

乃今，「公民會議」要求參與的民眾必須先被教育，在充份知情的狀態下再做出結論，一如陪審員之事前集訓，正是對準時下逕稱國家主人就信口雌黃的弊病而針砭，我們於此實有厚望焉！

瞬間投票就是民主嗎？立即答詢民調就顯現了民意嗎？召開論壇或公聽會讓利害衝突的產、官、學吵成一團，就可博採民情嗎？這一些民主政治的工具都在西方鍛造一、兩百年，拿來台灣才50年、10年不等，卻已經破功完畢了。

所幸，西方不愧為民主的搖籃，又在進行「公民會議」的新嘗試，儘管還處於實驗室階段，已經被猴急台灣給移植進來，首由衛生署委託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就代理孕母來舉行公民會議。

這項設計就是仿效海洋法系國家所特有的陪審團，稱不上是創新，步驟有三，起先是隨機抽樣，依照年齡、性別、學歷、職業等選出異質性高的12～20人，但排除與議題相關的利益團體人士。次就議題進行3天的閱讀、討論與思考，吃透相關的資料，是所謂預備會議，亦即勤前教育，一次為期3～4天，可進行兩次。最後在公決的議程上，才舉行正式會議3天，得出結論。

這套制度跟目前民主工具的最大不同是，人民做主之前必須對問題了然於胸，明顯是對治簡單數人頭所伴生的反智主義，然如陪審團的經驗所示，儘管留意成員之異質性，來者仍不免是中上階級居多，並且排除陪審團期間的社會影響也是高難度的問題，而得出的結論對政府的拘束力如何，更是一個開口的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