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長金人慶日前出席上海全球扶貧大會時指出，面對經濟過熱，中國政府將從積極性的財政政策「淡出」，轉向中性的財政政策。但是由於中國經濟過熱只是局部現象，在農業、能源交通、高科技產業、消費服務業等方面反而投資不足，故而調控政策不能一刀切，得「有保有控」，以確保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中國政府在面臨此番經濟過熱局勢上所採取的宏觀調控治理，很大程度上是捨貨幣政策（如升息或升值），而採行政干預與財政政策調節，這當然是因為中國體制上非完全市場經濟的特殊性使然；然中國財長此番談話，卻也道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是社會矛盾加劇以及產業升級的難題。

從1988年以來啟動的積極性財政政策，帶領中國經濟走出亞洲金融風暴的陰影，並且造成如今的過熱，迄今中國政府發行了9100億元的國債，再加上銀行的配套貸款，估計帶動GDP成長兩個百分點，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績工程與形象工程投資，約共佔社會總投資的40%以上！然而如此龐大的擴大內需，卻是集中在鋼鐵、重化、水泥等產業，造成嚴重的資源扭曲，而在全社會所需的公共財政如教育、醫療支付上，卻是少得可憐；如此扭曲性的財政政策後果造成的其是是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矛盾進一步擴張，中國政府如此能藉此次調控將財政政策進一步向公共財政方向轉移，未嘗不是緩解社會緊張的一個契機。

然而，問題在於中國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尚不僅止於此，中國財長所提的其它產業項目投資不足的問題，則牽涉了產業升級的難題。當溫家寶下令江蘇鐵本鋼鐵廠停建之時，其實意謂著甫竄升起來的民間游資無路可去的窘境，由於此番過熱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經積累起來的中國民間資本要擴大再生產並尋找升級路逕的表現，就如同台灣80年代的泡沫經濟，游資湧向房地產、股市；在中國，由於金融資本市場不健全，這些過剩的資金只好湧向房地產，否則就是爭相投入地方政府所主導的內需型產業，卻沒能將資金導入如中國財長所言目前缺乏投資的產業項目，這一方面是市場機能不足，缺乏投資效率的表現；另一方面卻也是產業政策機制缺乏，政府引導不當的後果。

究其實，中國財長此番談話其實混淆了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分際，忽略了政府與市場角色分工的不同。這當然是由於中國目前體制的特殊性使然，尤其陷於成長起來的市場經濟與國家仍然強力主導干預的兩重矛盾中，龐大且覆雜的中國社會問題，似乎注定讓中國的財政政策只能左右為難，窘境畢露！

戊o回高雄市議員的補選，竟出現了原先涉賄當事人的「二代」、「配偶」與「姑叔」等分身代打，這當然是民主之恥；同時檯面上的各主要政黨也毫不避諱地對之提名，更應鳴鼓攻之。但問題是，若想馴獸卻說之以理，可有效果？

這些賄選家族代理人或提名政黨當然很清楚，這種行為極不名譽，甚至可能被媒體或社運團體拆穿各個政黨之間只有假性對立，毫無實質差異可言。但他們膽敢如此作，顯然也經過一番利弊盤算的推演。簡單講，這些「案底參與人」或提名政黨咸以為，只要沒有足以對抗的反對力量，那麼縱然罵聲四起，唾面也會自甘，寧可用短痛換取長多。

這種擺明吃定人的作法正反映了台灣社運力量的孱弱。後者雖然掌握了民主論述的正當性，但在選舉的選票叢林裡，他們卻是完全的局外人或邊緣者。此外，就算社運團體這些「正義之師」真要存心抵制，則有限的社會動員基礎也敵不過家族、政黨的樁腳利益網絡。故對於在政治圈長期打滾的人來說，社運團體卯上賄選家族與各政黨，將是弱矛與強盾的遭遇，那些聲名狼籍的參選人面子可以被劃上幾刀，但只要保住裡子，則無須掛齒。

我們當然不樂見這種卑劣的盤算與行為得逞，但以長遠計，除非我們能夠以力馴獸，否則在這個野獸叢林裡，「理」字目前還是倒著寫的，憤怒又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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