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育部長黃榮村曾於任內承諾，新學年度大學院校將不調漲學雜費，雖然當初黃前部長做出這般承諾時，不能謂之信口開河，然而確為一片面承諾，引起各大學院校校長不滿；其後，許多大學院校仍紛紛決定調漲學雜費，使教育部的承諾出現跳票危機。日前，為因應這項危機，同時亦為了規避責任，新任教育部長杜正勝對調漲學費做出一項政策宣示，即制訂一條公式做為核可學雜費調漲與否之規定。

此項公式的原則為，凡過去3年平均現金盈餘超過15％者，將不得調漲學雜費；而所謂「現金盈餘」，其計算方式為：學校全部收入減去經常門支出（例如薪資、活動費用等），再減去資本門支出中的圖書、儀器（但土地、建築等不動產不列入）等結餘之現金。這條計算公式乍看下似乎合理，因為大學畢竟非營利事業，因此唯有當其結餘過低而可能影響學校營運的情況下，調漲學費方有其正當性。然而，問題首先出現在土地與建築關係到學生所能使用的樓地板面積，而樓地板面積不唯關係到教學品質，教育部同時也將其列入大學評鑑項目中，因此，這項計算公式排除了土地與建築之支出，其合理性便遭遇到極大的非議與反彈。

教育部的這項做法其實又是典型的「鋸箭法」傑作。今日各大學院校營運的窘境，其根源出自國家的高等教育市場化政策，在此政策之下，以放鬆管制為由，任「市場需求」來決定高等教育的供給；因此短短10年間，台灣的大學院校數目成長了將近4倍有餘。但同樣在放任市場運作的邏輯下，國家並未相對提高教育經費支出，使各校唯有提高學雜費來因應各項支出的需求。教育部一方面不願也不敢挑戰國家這項整體政策走向，另一方面，當社會出現抵制高學費行動時，便以種種方式限制各大學院校調漲學雜費的空間，以規避教育部的真正責任，同時亦滿足了「人民」的需求，卻將燙手山芋丟回各校手中。

這項政策其實是執政者近十多年來民粹主義運用的典型，一方面似乎是以「人民」為尊，滿足其需求，另一方面卻意圖掩蓋人民受害之真正矛盾根源，而在這兩手策略的翻雲覆雨下，攫取最大的政治利益空間。然而，過去運用民粹主義，意在排除政治上的敵手，如今，卻逐漸向下溢流至教育領域，若再加上日前以學生為名、壓迫中華電信開放用戶迴路之舉，亦即以民粹做法掃除公營事業私有化障礙，我們將得到一鮮明的圖像：市場化、私有化所衍生與擴大的社會矛盾，將被執政者以民粹主義策略導向歧途，以遮掩人民耳目、僭奪個人政治利益。

台灣的民粹主義之災，正在擴大中。

WTO本是以歐、美、日等國為基地的跨國資產階級的工具，用以幫助它們打擊各國的社會福利、國民經濟制度，以便無所羈絆地剝削各國勞工與自然。它並非以國家為利益分界，落後國家中有從中受惠的集團，先進國家中亦有受害的勞動大眾，它實際上是以階級為主角，雖然運行時以國家為架構。

日前巴西控告美國對棉花農大量補貼違規，6月18日WTO正式裁定巴西勝訴。此一裁決是發展中國家首次就農業議題獲勝，顯示WTO在外部壓力節節上升（各國社運團體的場外抗爭），以及內部不滿逐步升級（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大國嗆聲）的合力之下運行困難，主導的跨國資本為求大局順利，遂在WTO內部對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做出讓步。

此一讓步雖誠然可喜，但這個「全球化」進程開動20年以來，世界範圍與各國國內的貧富不均都拉大到了史無前例之境況，除了少數例外，整體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地位下降，前蘇聯東歐國家民眾生活大幅倒退，非洲國家則幾乎從經濟地圖上消失……相對於此，此一讓步實在太微不足道了。但既有讓步，則更大的改變便不無可能，關鍵是要真正發動民眾的大力量來推動、利用國家，我們便能得到更好的一切。

WTO倡導無國界的自由貿易，確實可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而讓所有人共存共榮，但這一共識的實施過程卻是驚險無比。近年來最為人批評的，就是西方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他們一手推動的WTO規則選擇性地遵守，卻強力要求發展中國家洞開國門。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行為，讓發展中國家十分不滿，再加上自西雅圖會議以來，場外日益增多的激進份子施壓，自由貿易體制的建立眼看就要半途而廢。

但日前巴西向WTO控告美國對棉花農大量補貼，歪曲了國際棉價損害巴西利益一案，得到了WTO判定美國補貼確實違規的成果，與此同時，歐盟等國也就農業議題呼籲美、加等國，效法歐盟逐步取消對國內農業出口的補貼。在這種氣氛下，這個判決的指標效應更很可能擴散到其他如稻米、大豆等爭議已久的農業議題。如能依此方向達成共識，大家都遵守遊戲規則，則自由貿易的共榮之利將可期待。

只是，對目前選情告急的小布希政權來說，這種形勢將直接衝擊棉花產區的選票，對他在外交上奉行的單邊主義更是當頭棒喝。雖然小布希親善台灣，但比起全球化的根本利益，我們恐怕不得不說：「去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