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庚大學一名學生因「願賭服輸」，深夜裡於學校操場掩面裸奔，事後卻遭到校方以「留校察看」的嚴厲處分加以懲罰。這個事件這兩天以來，顯然成為受到各方所矚目的重要議題。對於該起事件的討論，可以說從最低層次的「風化」到較高層次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與「身體的禁制」，皆有論者提出了不同且豐富的看法。

然而，引起我們對於此一事件的興趣的，則是在於長庚大學校方以學校負有「教化」之責為由，堅持不肯改變對該生的懲處決定，這個「教化責任」的說法，由於牽涉及「道德教育」這一主題範疇，因此引起我們產生興趣加入討論。

就道德此一主題而論，我們必須先具有一種確認，那就是，人類社會的演進，無論我們個人喜歡與否，「道德」與伴隨其所產生的評斷，已經從過往那種「絕對的道德觀」改變為「相對的道德觀」。在絕對道德的年代，人類曾堅信有一最高的標準存在，例如上帝，而這一最高的標準，就界定了人類社會的道德準則與道德行為，界定了「合乎道德與否」的判準。

然而，隨著人類對於不可見之物的懷疑、理性與科學力量的勃發、絕對道德極易流於權威者假其名遂行個人利益的最大攫取、並引發大規模而嚴重的迫害，這種絕對的道德觀就逐漸被改造為相對的道德觀，換言之，符合道德與否，乃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與社會論述中被界定，道德，變成為一種動態的、流動的結果。

長庚校方對於道德教育的堅持當然是不容否定的，然而問題是，其引發爭議之所在，就是在於校方仍然採取了絕對道德觀的立場，逕自地對於該生這項顯然是社會而非個人的行為，做出其「不容改變」的裁判。這項裁判若是在共同遵奉同一價值的團體中，例如宗教團體等，自然不會引起非議；然而，大學負有質疑權威、極端信仰等專斷力量的使命，信奉開放與多元才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來源所在，顯然長庚校方所採取的態度與立場，與此極難相容；即使以其效用而論，利用法令、規則等等強制性規定為手段，頂多只能壓制，對於其成員道德觀的主動養成，概無任何作用。

的確，在當前的社會中，我們經常慨嘆道德價值被貶低、被蔑視，但是，道德重整也絕對並非藉由「返古」信念與手段可以達成。然而，我們也不必獨責長庚校方，當代的道德應該是什麼？如何達成？這是我們大家正在共同面臨的挑戰。

因為打賭失利而「遛鳥」的長庚學生，被校方判處兩大過兩小過的重罰，令各界愕然。但此事凸顯出來的，不只是長庚校方的處置手段是否「罪刑不相當」？該生行為動機如何？該行為本身的性質與嚴重性如何？等等問題，它還涉及校規存在本身。「遛鳥」這行為，若發生在校園外會如何處理？照理說是依法辦事，有一定法律程序與要件。但是在校園內，即使該生在法律上已具有充分的行為能力，仍先依校規處置。

校規伴隨著每個台灣人成長至今，大家都對它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殊不知它確是怪事。校規乃一不民主、不合法的特殊權力，在法律上的位階比法律低得多，但它卻可以侵犯憲法授與每個國民的基本權力，比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等，而不需依循憲法規定，經過法律授權。即便你已經是成年人，在校規面前你仍不具完全的人權。

那法律哪去了呢？仍是存在的，只要行為觸犯法律還是要依法處理，比如曾發生過的大學生偷竊或上網從事色情交易。校規因而是個妾身不明的、任由校方使用的一枝棍棒，隨時可能來一段超法律的演出。

如果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或許是該反思校規存廢問題的時候了。

長庚「遛鳥俠」被處以僅次於退學的重罰，其罪刑不相當的程度，令人不解。

「遛鳥」一事，純屬自我幽默，並未傷害他人。至於要說行為屬猥褻之流，故而傷害了善良風俗云云，現場眾人恐怕都不以為然。至於說傷害校譽，那恐怕只有長庚校方自己會這樣界定，君不見在歐美諸多名牌大學，類似行為見怪不怪，甚至成為另類的學校特色。總之，以這些理由來處罰遛鳥俠，不只說不通，更突顯了長庚校方的道德、審美、倫理標準與當今社會脫節太遠。更誇張的是，校方去脈絡地理解此一行為，僅僅擷取「遛鳥」一段，卻無視「遛鳥」前後是就球賽輸贏打賭、願賭服輸信守承諾、眾人的反應與感受等等情況，把那短短不到幾分鐘的「遛鳥」視為整個事件的唯一，更突顯了校方的思維大大異於常人。

宋代蘇子曾譏和尚打坐似大便，結果反而被諷刺是因為心中有大便，故而處處見大便。長庚遛鳥事件，看來看去，唯一心生猥褻感的，只有長庚校方。眾人皆能理解的前後脈絡，長庚校方卻只能理解為「猥褻」，這是否說明了，在內心深處，長庚校方其實比眾人更猥褻呢？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