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指考的第一天，因為敏督利颱風的攪局，使得停考、照常考試與否的決策一片混亂；然而，最終竟然在「台東僅有255名考生」、「不要影響全國考生權益」的邏輯下，教育部硬是要求台東縣政府不要宣布停止上班、上課，以使大學指考能照常舉行。在此一決策邏輯之下，台東考生必須在強風豪雨中應試，其權益遭受到了明顯的傷害，而消基會也將代考生提出申訴以申請國賠。

數人頭的政治與決策模式，在台灣膚淺的民主論述與認識下，已然成為唯一卻普遍的認知模式，但卻也是最為野蠻的一種認知模式。事實上，現代的決策選擇，並不是以人數多寡為抉擇依據，而是以「傷害性的大小」來做為判斷。例如，在司法中的無罪推定，就是這樣一種邏輯的運用，由於認知到誤判所帶來的傷害將既大且深，所以必須以蒐集證據的方式來證明其有罪，以避免誤判；然而，在台灣的司法實踐與常民認知，卻經常是「證明無罪」的操作，甚至要求國家更嚴格的管理，以「追求大多數人的幸福」。在他們的論述裡，犯罪者只是社會的少數，所以嚴格的管理只會影響到這少數犯罪者──大多數守法的公民只要不具犯罪之意圖，就不會覺得受到侵害或不便。這種論述以人數多寡為依據，卻忽略了對於人權原則的深刻傷害與違反，這次的大學指考決策也正是如出一轍。

「台東的考生只有255人，不能影響到全國11萬考生的權益」，若是單純的以人數來說，這句話似乎是言之成理的；然而，問題是，如果應考是人民的普遍權利，那麼，就不能以任何的理由來傷害到此一權利，同時，必須考慮到哪一種決策對於權利原則的傷害性會最大。若是以這次的案例來說，延後考試僅是造成了其他地區考生的其他考後行程規劃生變，或是些許不便，並不會影響其應考之權利，然而一旦做成了照常考試的決定，卻會嚴重影響台東地區考生的應考權利，何種決策傷害性最大，其實已經非常明顯。

深化工會民主應寄望在理事長的直選上嗎？

近年來，在工運界存在一個重大的迷思，那就是推動工會會員直選工會理事長。直選理事長，的確得以根除派系操縱常務理事選舉的問題，但是退一步問，哪裡不存在派系？問題應該是派系的主張是否貼近會員心聲，是民主決策還是官僚決定，以及是否會堅守會員利益。

或許有人會說，總統都已經是民選了，為何工會理事長不能會員直選？總統制在全世界各地實行的結果大抵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美國小布希總統活像個大權獨攬的獨夫，相信沒人會否認。總統制下尚且還有司法權、立法權可以制衡，相形之下「監事會」往往聊備一格，當中最不願為吾人所見的，就是理事長以會員直選正當性睥睨一切，無視常務理事會合議制的精神，凌駕理事、會員代表。這又是誰之福？又何來說是「深化工會民主」？

與其推廣理事長直選制度，全產總還不如將力氣「全數」花在臚列其後之「加強會員對工會事務的參與與認同」，讓更多的工人組織起來，比起直選理事長捧紅幾個工運頭人，要有意義多了。

自從民進黨執掌權柄之後，毋庸諱言地，包括工運在內的進步社會運動大幅萎縮，各工運頭人各擁其主，共同沐浴在「革命情感」中，有飯大家吃、有官大家做，燒不燒黨證，倒也無可厚非。

但是誰執政並無法改變受僱者的身分，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懷疑，改天說不準又從哪個不知名的角落，陡然地冒出了一個大獨裁者，將當前既有的集體勞動三權鯨吞蠶食，「歷史總是會重演的」。現在仗著綠營新貴當靠山，與有榮焉一番也罷，順藤摸瓜也罷，如果不趁著當前黨政關係良好的時候，勒緊褲腰帶一鼓作氣，擴張工會地盤，擴大組織規模，打穩基層組訓，屆時政經局勢一變，見風轉舵的轉舵，不堪一擊的應聲倒台，空轉了這8年依附發展的機會，豈不可惜？時光可是不待人的。

是要穩穩當當，做個下十年台灣進步工運發展的奠基人，還是自甘附庸，做個站著毛坑不拉屎的遊手好閒之士，決定存乎一心。是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握有實權的工運大頭，還是好好掂量掂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