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中縣長指稱，這次72水災遠比上回921地震還來得嚴重。但有別於921地震時的民間捐款源源不絕，目前卻得知72風災捐款額反向呈現急遽萎縮。這種災情嚴重性與善款額脫鉤的現象，值得我們嚴肅以對。

撇開藍綠選舉遺緒與呂秀蓮的談話風波不論，台灣的善款潮確實在消退中。但這樣的趨勢未嘗不好，因為靠善心、善款救災，原本就是一種反現代的現象，畢竟善款本身具有偶發性與不確定性，其特質在在迥異於理當承擔救災職責的政府財政體系與權責分工要求。職是之故，期盼以民間善款的繼續動員消災解厄，既不實際也不可期。

真正令人引以為憂的是，在善款熱降溫背後所隱藏的道德警訊。由於台灣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這種週期如此壓縮、節奏如此緊湊的「不幸」，愈來愈像是在上演一場好萊塢式的災難劇情片。時日既久，這種動員眼淚與同情的感官刺激不免效果用老，無論受害者再怎麼真實、經驗再怎麼苦難，整個社會終究將逐漸墮落到一種道德麻痺的無知、無感狀態。因為人們總會認為「永遠還有更不幸的慘事」在後頭等著，而這也正當化了人們對眼前災情的無動於衷。

「永遠還有更不幸的慘事」的慣性預測，必然會培養出某種佯裝世故的「局外人」態度，而這也是「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善款原始道德動機的反命題。宏觀地看，晚近全球化之所以會發展得如此勢如破竹，未嘗不是上述氛圍的體系性寫照；全球化所導致的大量失業、絕對貧窮與勞工剝削已是屢被報導，但對許多人來說，再多十萬人失業或無家可歸，卻像只是再為這個大不幸添加零頭數字而已，算不上「新故事」。是以，我們愈來愈看到如下荒謬：災難製造者可以因為「永遠還有更不幸的慘事」而暫時免責；並且，趨於道德麻痺的社會亦做是想，不斷延遲應有的積極政治行動。

在當代社會，自發性、個別性與偶然性的善款已不足恃，我們不必為善款的水位下降而惋惜。但我們卻該注意到隱身於善款背後所代表的素樸道德感。若可貴的情操已經停止了心跳，等於是我們社會對災難的防禦能力全面撤守；反之，這股道德動力若能被導引成一種體系批判的資源，則政治改革的機會大可期待。我們衷心盼望台灣社會不至於被推往悲劇性方向，淪為一池死水。

呂秀蓮和張景森，直指高山農作濫墾伐，人禍釀天災。對於解決之道，前者要把人拋到中南美，後者要全面轉型發展觀光業，亦即一個是將人置放在地理空間上進行遷移，另一則是在產業（從業）分類上轉移。

不同軸線上的轉向，荒謬卻不相上下。前者不辨社經宰制結構，無知地暗指原住民為元兇，然後以為把兇手帶走即可；後者將發展觀光和不濫墾之間畫上等號，莫明信心不知從何而來，特別是內政部才剛以促進觀光為由，特別地放寬開發風景區山坡地不受到「保留30％保育綠地」的限制，整個政策的開放邏輯，擺明係以山林浩劫來交換發展觀光，值此之際，倡議以觀光取代高山農業，無疑與國土復育背道而馳。

更有甚者，就在72水災嚴重肆虐台灣山林後，對於現有已遭濫墾、濫伐的國有林地，行政院依然決定保留租約就地合法。換言之，不論之前或是現在，「扶植」山坡濫墾的幕後黑手就在自己窩裡，不直搗黃龍，任憑把災民怎麼轉來轉去，不通就是不通。有鑑於此，奉勸呂秀蓮和張景森這兩座大砲，與其亂抓代罪羔羊、亂放砲開藥方，倘若真是愛台灣這塊「土地」，現在該是把砲口對內的時候了！

高山農作濫墾已成為這回台灣土石流災難的眾矢之的，呂副總統把禍首的帽子往原住民頭上戴，原住民立委予以駁斥，指陳漢人上山與原民爭地者才是罪魁，兩造各執己見引發爭議。

事實上，原住民保留地、國有林班地等租用、開發和佔用等問題已久，複雜程度早已讓山裡的原民和漢人無所適從。但究其實，保留地問題之所以難解，事涉原住民違法地出租或賣斷予平地人，結果不清不楚的產權糾紛就像滾雪球般，越滾越大。而在不清的產權關係上，進而衍生出規範適用上的混亂，濫墾、濫伐不過是其一的亂象。

是故，檢討現行保留地政策確有其必要。畢竟在原住民耕作數年後，即可取得所有權的結構下，原民青年又多至都市發展，這塊保留地反而變相地成了供借貸、出租的商品，與漢人在私有經濟模式下，土地做為一生財工具殊無二致，但在法律層次上綁上緊箍咒，讓買賣僅限原民間，現實發展卻又不盡然，爭議就此而起。鑑此，不如直接將保留地買賣自由化，在清楚的地產規範下，予以設立明白的法條，禁止濫墾乙途。如此管理才有著力點，不致再度陷入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