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儀式行為往往有一種特性：離現實愈遠的期待，愈會被以盛大華麗的儀式慶讚。白色恐怖受難者受頒恢復名譽證書，不知已是政府慶祝戒嚴體制逝去的第幾次儀式。但是，在現實上，戒嚴體制當真消失了多少？

還記得戒嚴時代末期的校園改革口號嗎？「教官退出校園！」當時這個口號是要求黨政軍特退出教育文化領域、要求民主改革的整體訴求之一。往回看，是包括校園在內所有社會機構都是動員機構的森嚴世界；往前看，改革之後自由的台灣教育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而軍訓教育這個將所有高中大專學生規訓成備用兵員的機制，看來的確是去除掉校園軍營意象的事業中必除的一塊絆腳石。

然而，在1990年代「大和解」為主調的改革過程中，「教官退出校園」再也沒人提起。在海峽兩岸軍事對峙之下，軍訓所代表的全民皆兵的軍事化社會，為藍綠各陣營都視為理所當然。而不再道貌岸然的教官，成為規訓照顧離家求學學生的代用家長。

直到軍訓處長宋文涉嫌賣官被撤職聲押，我們才被迫再次面對這個事實：軍訓體制不僅僅是往年「教官管學生」的露骨權威。它體現紀律、服從、上下階序……這一整套軍事化社會關係在現代台灣社會根深蒂固的主流價值。當各式各樣的教育改革措施試圖分散權威、打造以教與學為主體出發的多元新體制時，4千多位教育工作者仍然活在無條件服從長官命令的體制中。賄賂、黑函、流言與各種試圖繞過嚴厲權威的陰暗手段，向來就是威權體制的矛盾統一體。

值得深思的不是為什麼這種弊案會發生──這幾乎是體制的必然──而是為什麼平日自認開明改革進步的教改人士、教育工作者與家長，十餘年來一致認為軍訓體制無傷大雅？無論是為了打造新國家，還是為了「安定社會」，在多元學習的呼聲與改革中，台灣社會的主流顯然仍認為，服從權威是學生「最基本」必須具有的質素。而校園內這4千多位帶軍職、必須聽命令的教官，就因而得傳承著戒嚴時代的歷史遺緒。

台灣社會什麼時候真實地遠離戒嚴，教官的角色才會真正地轉型。而這遠遠不只是教育界的任務。

在眾人睜大眼睛觀察下，高雄市今將進行議員補選投票。雖然經歷上次令高雄人難堪不已的賄選風波後，高雄不少社團喊出向賄選家族說不的呼籲，但是各政黨仍然提名了賄選議員的家族代理人。高雄人能不能向敗壞的選風說不，似乎成了台灣政壇最大的民主課題。

然而，為什麼這些政黨不顧政黨形象，仍然提名這些出身賄選家族的候選人？難道僅僅是因為初選制度設計不當，只要民調衝高，所以就算產生困擾，也應該尊重既有制度？

其實不然。高雄市政壇與台灣各地的地方政治生態並無二致，各政黨派系又不是睜眼瞎子，當然知道賄選疑雲已對政黨形象造成莫大的衝擊，再度提名涉賄議員家族成員，更將招致無法撇清的後果。然而，囿於地方派系的金脈與政治世家政治生命延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次補選雖僅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卻是成為下任期連任的墊腳石，因此各政治世家自然不可能輕言放棄。而各政黨在不敢得罪派系的情況下，就算損及政黨清譽，也只好以諸多的說法來自圓其說。除非選民以選票勇敢向世襲政治家族說不，高雄政壇恐怕難逃淪為世襲政治家族的禁臠！

在賄聲隆隆下，高雄市今將進行議員補選投票。然而，令人訝異的是，在經歷巨大的賄選風波後，居然仍有高達9名候選人是涉嫌賄選議員的家族代理人，其中除了在逃前議長的女兒參選外，前副議長的兒子也參選，更離譜的是，其他被民間社團點名的候選人，竟然都還有朝野政黨的背書，其中包括民進黨提名三人、親民黨提名兩人、台聯提名一人、國民黨報准一人，等於國內四大黨全在內了。而候選人甚至大言不慚地打出「代×出征」的口號，企圖延續家族政治實力。

選風敗壞致此，為何各政黨仍甘冒大不諱，提名涉賄議員家族成員？到底初選提名制度出了什麼問題？仔細追究各黨提名制度，僅有黨內初選與民調兩種門檻，加上議員選舉屬於多選多，並不需要獲得最大多數的選票即可獲選，反倒是對有能力拿到固定票源的候選人有利，當然這對已形成政治世家的派系而言，並不是太大的難題，加之各黨初選制度並未針對候選人操守增加新的門檻，當然涉賄議員家族成員就再度榮登提名之列。如此選風能出現在高雄，必能在各地複製，形成對政黨政治最大的挑戰，而各黨能否堅守對國家名器應有的尊重，重新檢討初選提名制度，將成為台灣民主政治是否向下沈淪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