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第6屆市議員補選，只有3成2的選民投票。高市一向是政治狂熱的地方，過去，投票率都在7成以上；這次選舉投票率出奇的低，引起各界解讀。我們認為，這涉及投票行為的民主意涵與權力爭取的本質，同時反映台灣民主化的程度，值得進一步論述。

選舉在今日幾乎等同於民主的實現。但在歷史上，近代歐洲選舉的發源地──英國，其原始目的，實與民主的實踐無關，而是新興資產階級向貴族爭奪部分政治權利的手段；17世紀英國光榮革命後，英國成立由非世襲貴族組成下議院。但下議院議員的選舉並非人人都有投票權，只有具有一定資產、或繳納一定數額以上稅金的布爾喬亞階級者才有投票權。顯然，這種投票不是用來反映民意的「民主」選舉，而只是少數布爾喬亞階級，委託代表來監督政府的過程。更正確地說，這種選舉乃係有錢的資產階級爭奪政治權力的過程，完全沒有想到人「民」做「主」之目的。事實上，一直到19世紀初，凜於法國大革命對既得利益者的鎮壓，英國政治哲學家多排斥平等與民主的理念，並以其會妨礙個人自由而反對民主實施。

因此，選舉與民主並無必然的關係，但民主的確與權力的爭奪有直接的關係。這點，即使是資產階級亦不否認。資產階級民主理論的所謂「以數人頭來代替殺人頭」來輪替政權的論述，正說明「數人頭」的選舉，是要用來輪替政權。當然，真正的民主制度，甚或任何的政治制度也離不開權力的爭奪，或者說，政治首要目的就在於權力的安排。民主做為一種政治制度，當然也是種爭奪權力的手段。但是，民主終究還有其他的內涵與價值；單純的選舉卻未必具備這些內涵與價值。

此次高市議員選舉投標率嚴重偏低，表明它不具有反映多數民意的民主意義；可是它仍然能夠決定權力的分配。因此，基本上只是一種權力的分配，算不上是民主的實踐。值得深思的是，台灣選民，似乎並不十分在乎民意的反映，而能認同選舉的主要功能，乃在於根據某種遊戲規則以接定權力的安排。換句話說，台灣選民的關心焦點在於權力的安排，而非真正民主的實施。由於高雄市議會權力安排的重要性不高，投票的意願就不高了。

我們可以結論說，選舉，不等同於民主；而台灣的選舉主要只是爭奪政治權力的手段，還不是正式的民主實踐！台灣距離真正民主還有漫長的道路。

在充滿一片銅臭味與威脅聲中，「賄選家族」在本次高雄市議員補選中仍有三員「過關」，代表工會與社會弱勢臨時決定出征的周嵩祿(LULU)，不幸以1,931票落選，除了憑藉政黨不分區名單當選之外，自十餘年前吳勇雄曾經當選職業代表後，從羅美文、曾茂興到這一次的LULU，仍然是一位難求。

選舉比的是資源，不外乎就是錢場、人場與文化場；論錢場，工人與弱勢代表當然不敵背後有財團撐腰的資產階級政黨，因此重點往往在另外兩場，就人場而言，說得明白些，就是檢證組織工作是否做得扎實的時刻；若沒有了組織工作就不能稱之為「運動」，充其量只能說是「活動」。抓緊工會頭人是不夠的，只有繼續往基層組織、宣傳與鼓動，屆時選票才開得出來，選上的代議士腰桿才挺得起來，強大的草根監督同時減低了代表「變節」的可能。而文化場著重的是生產出屬於民眾的文化資本，做為民眾界定自己，並區分出誰是統治者的意識型態領導權，以提升被統治民眾覺悟的手段。

台灣工運的人場與文化場空間還有待開拓！與其將1,931看做落選的得票數字，還不如說是現狀不滿的1,931顆種子，期待LULU能夠持續灌溉，讓這1,931顆種子能夠發芽、茁壯。

高雄市議員補選結果於上週六揭曉，在選風最為敗壞的第五選區（前鎮、小港），卻有一位不同流俗，代表進步社運界參選的周嵩祿，雖然最後未能擠進當選行列，但從參選過程中南台灣的工會，為了一個無政黨背景的青年工作者「動」起來的狀況，我們還是從工運的黑夜中窺見了黎明的希望。

總的說來，台灣的工會要在社會變革建立起自己的正當性基礎，逐步擺脫防禦性的角色，除了政治化一途外，還有許多必修課要補。就最低的層次而言，部分不肖的工會幹部尸位素餐，不戮力於會務的推動，反而透過當選理事長後會務假的方便，為自己的工餘副業大開方便之門，在企業競爭壓力與日俱增下，老闆莫不為企業瘦身、組織改造對員工權益磨刀霍霍，只想著A好處的工會幹部，注定不被會員所支持。

再來，工會常被抹黑為汲汲於會員權益、枉顧公眾利益。的確，工會以會員權益為優先考量，但工會因在企業內部就資訊而言，常是掌握了第一手資料，往往比外部董事、監察人都還進入狀況，若工會能夠擔負起保障大眾權益的角色，相信工會必然能夠社會化，建立起公平正義的形象，要再進一步發揮，相信是唾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