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軍演習好不熱鬧，佔滿了媒體版面，使人民狂熱於軍事大秀，卻忘懷了在這個政府的施政下，國際空間日蹙、貧富階級日漸加大、天災無人謀以濟、警方對盜匪橫行束手，唯制徒手之良民有術。空軍有高級戰機降落高速公路戰備道、千人圍睹的鬧劇；陸軍調出重型自走炮，震撼轟擊一番；海軍則由總統帶領記者上潛艇載弄潢池一回。所有戰備軍演，好似近年來時時上演的北蘇南謝節日煙火秀的延伸。

只是這番折騰，為的是什麼？如果是為了建國大夢，似乎誤了重點。

以往兩岸的爭鬥，雙方定為「國共內戰」，若民主進步黨政黨輪替，承襲的是中國國民黨對中華民國的治權，那麼也必須面對與對岸處於內戰的狀態。民進黨執政團隊顯然並不做此選擇，前幾年還有個國統會做障眼法，請了個無慚清議的學界宗主尸位素餐，第二任執政後，便了無遮掩了。

中共方面大夢初醒，制定了「統一法」，主張如果不是內戰，而是打擊分裂的統一戰爭，可以不排除使用核子武器；最近中共外交上的努力，似乎也在一步步排除國際對他使用武力──甚至是核子武器──的阻攔。大規模的核子武力使用，恐怕為國際所不許，然而規模有限的戰術性核武卻不是意料之外的事。美國近年來即積極地發展可攜式戰術核武，若公開反對別人的秋毫，卻不見自己的輿薪，那也說不過去。

以威力震懾和迅速機動而言，戰術性核武的效力顯而易見，若說不列於中共的選項內，恐怕是自欺欺人。然而，執政當局如要選擇建國一途，這種可能性和防禦的措施，到底向人民解釋清楚了沒有？核生化武器是弱國的保命丹，玉石俱焚的恐嚇性武器。過去兩蔣時代的核生化武器發展已由李、陳自廢武功，以托庇於美國代替。然而，姑不論美國願意為台灣獨立之戰動武與否，戰場在台灣，我們自保之道豈能不教不習？此外，SARS大為橫行時，過去防護生物戰的戰力如尚存在，豈會如斯張皇失措？

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而有外患而無憂患意識者，亡尤速，不待筮龜而可知也。

被媒體引伸為批判教改論據的中研院社會所的調查，據說其原宗旨為「考察青少年至成年初期的轉折機制，尤其是對教育期望、教育成就、職業發展的機會結構，以及社會資本之組成如何運用於不同成長歷程中等重要議題」。

這些議題的設定及其背後的預設，固然可看出部分所謂的「領域整合」的味道，但是，始終還是難脫台灣社會研究既「去在地化」，又高度特殊主義取向的思維模式。

簡單地說，儘管經歷過「社會科學中國化」和本土化運動的刺激，台灣的社會學界還是丟不開美國社會學界抽象實證主義的老把戲，只是變項似乎變得更複雜了些，加入了所謂的質性分析和新潮的「生命歷程」、「社會資本」等概念，但依舊從不反省她們所謂的「教育期望」、「教育成就」、「職業發展」等概念背後，是如何地充斥著意識形態的偏知偏見。

我們其實不必苛責媒體對其研究成果斷章取義，因為這樣的研究設計，本身就是對台灣社會，乃至於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缺乏整體性反思的結果。但這跟青少年的憂鬱有何關係呢？當然有關係，因為這個讓人憂鬱的社會體制及其改革，都是由這類的社會理論所背書的哩！

據中研院社會所的研究，在教改後，青少年的憂鬱指數並未降低。

然七年級生緣何繼續憂鬱？筆者以為，那並非因為她／他們本來就是缺乏情緒管理能力（EQ）、抗壓性低的草莓族，也並非因為她／他們深為錯綜紊亂的教改所苦，想念美好的聯考時代。用草莓族來解釋其之所以「草莓化」，那簡直就是同義反覆！至於硬要把學童的憂鬱指數升高之咎歸於教改，不是復辟派反改革、反時潮的意識形態在作祟，就是犯了統計分析上的典型謬誤：過度推論！

媒體解讀量化研究切忌忽略量化背後各變項間的複雜度，只聽數字說話。教改後青少年憂鬱指數之未墜，或許恰契合許多人認為教改無用的刻板印象，但要論箇中原因，往往比統計數字所能告訴我們的還要多，不能就此論斷是教改害了孩子，更不宜就此斷言：錯誤的教改應該緩行。

改革總是有陣痛，且陣痛通常不來自於改革的措施本身，而是緣於既有體制防衛機轉的反彈以及觀念調整出現了時差。換句話說，再怎麼盡善盡美的教改政策，假若遇上了體制性的杯葛、基層教師的誤解，以及家長觀念的落差，原本可能優游於新制度裡的孩子也會憂鬱不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