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東吳大學新、舊任校長進行交接，前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接替劉源俊為東吳大學的新校長；在典禮上，新的劉校長表示要將東吳大學辦成一流的教學大學，讓學生如入寶山，滿載而歸。在高等教育的辦學目標競相追逐研究卓越的意識形態下，劉兆玄能排除流行時髦觀點，別具慧眼地強調教學的重要性，實在值得喝采。

顧名思義，大學的基本宗旨在於提供高等教育，只是高教傳授的知識需要不斷地更新生產，而尖端知識的創新或生產，往往由大學的教員們為之；因此，除了傳授知識之外，大學自然地成為生產新知識的重要場所。特別在19世紀初，德國創設柏林大學時，刻意地強調大學進行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大學的功能就逐漸從知識的傳授偏向傳授與研究並重。近二、三十年以來，大學中研究的比重更形突出；大學的教學功能日益受到排擠，淪為邊緣地位。今天，人們在評量一個大學的好壞，幾乎以該校的研究水平為唯一指標。不特如此，學校資源的分配、教員的昇等考績、校務的發展方向等，莫不以研究成果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標。

我們並不否定研究的重要，我們也相信所謂「教學相長」的道理，從而，研究與教學並非是對立或是不可協調的矛盾。但是，這個本來應是相輔相成的兩造，卻由於教育主管機關或教育資源分配者片面地強調，而被割裂成對立物。這種割裂造成一般大學的領導者重研究而輕教學，並透過種種獎勵研究的策施，制度性地強化了既存的失衡現象。

「重研究、輕教學」的現象並非台灣特有，歐美教育先進國家多有這個問題，並且引起教育家與社會評論者高度的關切。這種共同存在的現象，實源自知識提高經濟生產力以及改造（或控制）社會的巨大潛力，因此各國統治者多著眼於這種潛力而積極推波助瀾。但研究知識的原始動力來自於對真理的追求，初與功利的考慮無關，此所以在19世紀，德國將研究與教學結合於高教機構中而發展出燦爛的學術花朵。不幸，學術研究這種追求真理的初衷，到了20世紀卻逐漸異化，教學與研究遂告割裂而對立。

「重研究、輕教學」已經扭曲了大學的教育本質。在台灣，由於輕教學，在學校經費不足的壓力下，不顧教學品質大量招收學生、大班教學、不斷調高學費等現象便自然地浮現。可以說，今日高等教育的重重問題都可追溯於此。因此解決之道，在於回歸教育的本分──以教學為主，兼顧學術研究。劉兆玄校長的主張也許鄙之無甚高論，卻是切中當今高等教育的弊源。

金融改革與自由化推動至今，諸多問題終於浮上檯面。

社會上大多數人至今恐怕還普遍認為，銀行業放鬆管制並引進資訊科技，在增加銀行業競爭力的同時將嘉惠消費者，實則不然。自由化廝殺後的兼併所引發的產業集中，強化了金融業者對客戶的議價能力，在未來一旦景氣有所翻轉，放款利率升高，存款利率壓低是可以預見的。對大型銀行而言，存款戶的經濟地位也將決定所受到的待遇。客戶分流意味著中、低收入客層只消ATM服務就夠了，具有金融商品消費能力的精英客群方是大銀行服務的對象。

隨著資訊E化以及便利商店ATM化後，伴隨而來的是大規模的裁員，首先反映在櫃檯出納人員身上，本屬過渡性質的低待遇定期契約工取代了正式行員，並充斥著以業績獎金為主要收入、強調個人競爭能力的理財專員，這對當前的廠場工會而言都將形成致命的衝擊。就宏觀經濟而言，打銷呆帳固然能讓企業體質好轉，但其實還是為了大規模的併購預先開闢道路，替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來台劫收體質良好的國公營行庫掃清障礙，尤其是握有百億土地資產的台銀與土銀。

回頭看來，這的確是一場為了15％富裕人口服務的改革。

近十年來，「本土化」論述在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但是在建立台灣主體論述的同時，還有兩大運動同時進行著，其一是對中國省籍的敵視以及對南洋移民／工的歧視，其二則是台灣經濟力量的集中化與國際化。前者暴露了所謂民主化過程中的法西斯傾向，後者則是恰恰與所謂的主體性背道而馳，讓台灣成為資本家的戰場，勞動階級的墳場。

勞委會上週考慮將強制外勞在指定銀行設立專戶，所有薪資與仲介費用都將從帳戶收支，目的無非是讓這些受到台灣雇主高工時、高勞動強度，甚至伴以各色各樣職場騷擾與虐待的藍領外勞，在掐住其經濟咽喉之後，能夠成為高剝削強度經濟體制下的順民。至於根據職訓局估計，每年高達720億元的相關流通金額，繼勞退新制改由個人帳戶制之後，又成為國內外銀行垂涎的一塊肥肉。

尤其必須為人重視的是，金融資本在台灣愈來愈成為宰制蒼生的重要力量，未來僅有的公營行庫民營化後，外資勢必大舉搶進。在本土化所向披靡時，卻特意放任壟斷資本恣意行走，怎麼這時候反而沒有人談談台灣主體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