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指定考科考試日前放榜，今年創新高的錄取率為87%，同時亦有13個系的錄取總分不到100分；這樣一種現象，被批評為因錄取率過高，而將導致大學生素質下降，對念茲在茲於廣設高中大學、提升大學素質的教育政策而言，無異於是一股難以承受的後座力。然而，問題是，大學教育的品質真的只能從錄取率上來進行「品管」嗎？而問題真的是出在錄取率上嗎？

從錄取率來討論這個問題，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淺短視界，但卻是我們教育政策擬訂定過程中，經常可見的一種面對問題的方式，也就是，我們的教育政策制訂者，從來不以整體性的視野來關照每一項特定的教育政策，將會對整體產生何種影響。

以大學錄取率高、以致於出現超低分即有大學可讀的現象來說，這是否同時表現了，我們對於中學教育仍有相當大的關注空間，卻是被忽略的了，亦即，中學裡處於「後段」表現的學生，我們是否曾嘗試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了解他們的困境、激發他們的潛力，進而將他們帶起來？是否探討過這群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因素導致表現不如理想？換言之，即使目前在客觀條件上，我們的高等教育已進入了普及教育的狀態，但我們對教育的重點卻仍舊停留在關注菁英、重視競爭力等「看高不看低」的心態與操作方式上，這當然會產生嚴重的扞格問題。

另一方面，當有更多過往無法進入大學的學生，如今在廣開錄取之門後，得以躋身大學之門者，所需要的，正是大學中教師對他們更多的時間、耐心與精力的教學投入；但這些年來，教育部所擬訂的種種大學考核或審查標準，幾乎一面倒地朝向對於研究成果的評鑑，各大學為獲取更多的國家補助，以及以研究成果吸引企業界的青睞，更是幾乎傾全力的訂出各種對教師的研究考核方法，甚至研議中的彈性薪資制度，更將以薪給的增加做為物質誘因，以引誘教師投入研究。然而，注重研究成果的代價，就是教師對教學上的草率與忽略，這可能才是大學教育品質日益低落的最主要因素。

當人們將批評的焦點集中在錄取率過高時，也就是等於批評那些以後段成績進入大學的學生，嘲弄他們的能力不足以進入「崇高」的大學；可是，這樣的批評又無視於體制、而以弱勢者做為歸咎的對象，是殘忍與野蠻的行徑；問題並不出在錄取率，而是出在那一切有權力決定遊戲規則，但卻又短視與偽善的權力掌控者身上。

今日的「全球化」，不論這三個字喊得如何響亮，紙牌的背面都是單向的「美國化」；由強大的政治經濟力量支撐的美語霸權，不僅排擠了其他的文化身分，如台灣眾多的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等群體，在一些階層的幼兒教育中甚至有取代母語之勢。

7月底於北京舉行了第89屆的國際世界語大會；將此事與高唱入雲的「全球化」對照，發人深省。距今117年前，波蘭人柴門霍夫首創了稱為Esperanto的「世界語」。這種語言不是任何民族的母語，而是後天發明的人造語，希望在各民族母語之外，開創一個平等溝通的空間；它並不企圖取代各民族語，只做為國際溝通的輔助工具。

這種具有世界大同理想色彩的語言，受到本世紀的左翼國際主義支持，俄國的列寧、中國的蔡元培、巴金、魯迅皆然。雖說這種語言至今在現實上開展有限，但對於國族主義與帝國霸權的批判精神卻是極為深刻的；它老實地承認彼此差異，但著眼於溝通團結的必要，發展出一套輔助性的工具，並且不把這套工具神聖化、本質化，而是一理性自覺下的存異協同方案。

這種國際主義，或許能給我們一些超克帝國全球化的啟示吧！

第89屆的國際世界語大會甫於北京閉幕，也真為難了這些理想性的無政府主義者，值此險惡世道仍懷抱大同希望；世界語運動的起源，正是看到帝國互相征戰，遂發宏願要在語言上超越國族，率先建立大同。這種理想起先還得到社會主義的支持，不料日後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日漸疏遠，本來要打碎國家的卻建立了空前龐大的官僚機器，要堅持國際主義的卻搞起了國族動員；就連資本主義陣營也走與此相似的路線，這就註定了世界語運動的衰微。如今，除了少數學者專家與理想主義者之外，誰又知道世界語是什麼東西呢？

最近正逢中國假借足球大興民族主義之道，對於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世界語大會更是諷刺。過去支持國際主義的中國，今天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最大的民族主義政權，反美、反日不遺餘力，難怪中國的世界語使用人口會直線下降；理想的國際主義畢竟敵不過國族動員！

事到如今，國際主義理想是走不通了。要遏止越演越烈的區域、國際衝突，恐怕只有一個實力超越於爭鬥各方之上的霸權，才能控制局面。既然人們無法彼此溝通、合作，與其互相毀滅，又何妨交出一部分主權，由一個上位的霸權統理一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