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副總統對歌手阿妹進行政治質疑引起的軒然大波，似乎尚未全然平息。推動台灣正名的台獨團體，顯然不能接受阿妹在各界（包括行政院在內）聲援下，得以逃躲統獨／國族之爭的結局，故希望邀請她在台灣正名活動上演唱台灣民謠，以做為另一次政治檢證。

確實，呂副總統及部分獨派人士的政治動作使人反感，此舉不僅是320大選以來國族主義在流行音樂領域新闢的格鬥場，也是邱義仁「割喉割到斷」一說的再次演示，故論者以納粹德國思想家施密特的敵我政治觀為貶例，批判呂副總統對阿妹的詰難乃典型的「決斷論的政治觀」，應代之以「多元論的政治觀」，自有其道理。

但值得進一步深究的是，副總統與獨派人士認為流行音樂歌手並不能自外於政治的看法，在更高層次上其實是饒富深意，甚至具有其相對進步性。眾所周知，在世界性的新馬克思主義傳統裡，「美學的政治化」一直是對抗資本主義乃至其衍生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的基本價值與理論利器。在霍克海默以降對資本主義文化產業的政治性揭露中，在左翼文化研究論述對形形色色的文學藝術創作及大眾流行文化的犀利解剖裡，都是高度政治性的質疑、拆穿或控訴，處處可見左、右二翼無止休的政治纏鬥，甚至思想「割喉戰」。即便回到日常現實，若我們對政治的定義不只是褊狹的選舉或統獨政治，包括流行音樂在內的美學領域，始終難脫內含經濟利益在內的現實政治邏輯。

假若任何藝人或藝術創作者以一句「政治是大人的事」，便拒斥所有美學政治化的可能；且對美學領域內，本來就和政治與社會因素有著千絲萬縷聯繫關係的現實，矇住眼睛否認的話，不是童騃就是欺瞞。若我們將這種假性的拒斥姿態推廣，我們將會發現，其與當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和新保守主義政治的宣稱十分近似；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資本對所謂政治力對市場的干預，採取全面否定的態度，因市場是某種純淨自由的私領域。然而，這種否定態度，其實是選擇性地在抵制所有國家或社會的左手對市場的合理觸碰。

市場真的觸之不得嗎？流行音樂領域真的不容絲毫的政治質疑嗎？這是十分值得細緻推敲辯證的命題。先前對羅大佑《綠色恐怖份子》一曲的相關討論，就是個絕佳的起點。話又說回來，阿妹事件的特殊性在於：呂副總統眼中的政治，其實是高度美學化傾向的統獨政治，飽含土地情感與族群身分唯美認同的美學政治。故呂副總統與部分獨派人士自以為理直氣壯地美學政治化努力，最終還是要將流行音樂整編至台灣國族主義的美學化認同當中，依然是具有法西斯主義傾向的政治美學化；關於這一點，正是呂副總統在阿妹事件中最讓人不以為然的地方。

原擬定95年全面實施國民教育向下延伸一年的國幼班計畫，日前宣告確定跳票，改由「扶持5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取而代之，不變的是該計畫仍以發行教育券為主。

教育券最初的倡議者傅立曼（Milton Friedman），係著眼於賦予持券者「選擇的自由」，藉此市場機制「自然而然地」淘汰不合宜的教育機構，尤其迫使公立學校提昇品質。然訴諸優質才能吸引學生的競爭壓力，卻不必然就「自然而然地」轉化成驅動師資素質提昇、教學設備充實的動力。是故傅氏擘劃的教育券構想於1980年智利付諸實踐後，學生評量卻不見改善，關於教育券的反省討論也與日俱增，包括有無選擇資訊？又到底是「自由選擇」亦是「別無選擇」？

無視他山之石的經驗教訓，就這麼抱著教育券不放，近來又改口說迫於經費，該券僅限於與貧窮線掛勾的中低收入戶弱勢兒童。換言之，教育券就這麼從國民教育脈絡倏地轉成了殘補式的社福工具；先是用來逃避建制完整公共幼托機制，給券自行前往公、私立幼教單位抵扣；後又便宜地挪換為社會救助的幼兒教育津貼。一券多用途，挪來變去頗具彈性，無怪官僚愛不釋手。

做為92年全國教育會議共識之一的國幼班計畫，教育部原規劃就讀「國民教育幼兒班」幼兒，公立部分每人每年補助學費5千元、私立則每人每年補助學費2萬元，並分階段首由離島地區進行，預計95年全面施行。因經費窘迫使然，全面實施宣告由另一瘦身計畫取代，即該補助計畫限定弱勢兒童使得享有。

綜觀國際間對教育券的施行不外乎有兩種，一是主張給所有的適齡兒童，以等值面額教育券的「無排富性」模式；另一則是只授予低收入戶，或有特殊需要家庭的「排富」模式。後者的崛起，正是有鑑於前者不能真正體現社會公平原則。試想，教育券做為一種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手段，不論貧富得到的教育補助卻一視同仁，在不公平的基礎上，富人多了這筆錢，反而有更多機會選擇所費不貲的「貴族學校」；至於窮人呢，儘管有了補助，但仍不足以搆上貴族的大門啊！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席狄洛（J. Delors）所言，人類面臨未來種種的挑戰和衝擊時，教育將成為人類自由和平、維持社會正義最珍貴的工具。所以走向排富乙途，正能體現教育的公平與可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