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準備砸下重金──每人每年100萬元，最高補助兩年──以吸引「科技菁英」出國留學；台北縣土城市昨日又發生失業父親對女兒施虐致死的悲劇。這兩起事件看似毫無關聯，一屬教育事務，一為社政業務，然而，這正是我們將這個社會經過人為的分門別類後，所產生的「不相干」印象，若我們改以整體性的認知方式來面對這兩起事件，我們便將產生完全不同的看法，亦即，它們都源自於這一社會當前的同一性質：加速擴大的傾斜；同時，這樣一種傾斜的趨勢，必將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

教育部的重金誘惑，所呈現的是有限的教育資源朝向「科技」、「菁英」的傾斜，由另一面來說，就是對於「人文社會」與「大眾」的剝奪。台灣長期在經濟發展掛帥的物慾飢渴下，所重視的一直是「技術」（值得提醒的是，技術並不等同於科學），也因此，養成了台灣人上下一致的工具性格，對終極價值、理念、人性等皆視而不見；對社會的永恆維繫極為重要的超越性層次問題，棄之如敝屣。同時，對整體提升社會水平與維持公平的大眾公共教育，則以達爾文主義式的優勝劣敗邏輯來處理，極端迷信菁英出頭的帶頭效用，從而將社會分裂成兩種不同的世界。

失業父親對女兒施虐致死的悲劇，是國家資源向資本的傾斜所致。由於向資本傾斜，因此放任資金「自由流動」，將勞動力「市場」變成為一個不受規約，可以任憑雇主宰割受雇者的人肉市場，就業、失業但憑運氣。由於向資本傾斜，國家可以任憑每年數千億元的財政損失，只是為了讓資本家們做出一本漂亮的會計帳，繼續順利的在金融市場上吸金、坐大；也因此，社福經費、人力嚴重短缺，失業者自市場被逼回家庭，日日坐困愁城，走上自殺或殺人的絕境。

這樣一種傾斜，雖在短期內有利於這些擬定大政方針、或影響政策走向的優勢階級，因為，他們得以利用私人財富與權力營造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堡壘，暫時不惹塵埃上身。然而，一旦社會傾斜至一定程度，危機就將如同潰決般的洪水，滾滾向外溢流，吞噬整個社會。屆時，越是堅固的堡壘，就將引起越大的反噬作用。製造社會傾斜的優勢者們要自掘墳墓，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大學錄取率創新高，似乎是好事，卻引來各方的撻伐，尤其集中在學生「素質下降」一事。相應提出了兩類解決方案：一是從「總量」下手，建議縮減人數；或相反，更徹底開放競爭由市場自行調節；二是從「品管」著手，要求教育過程要精細控管。這些無不是從資本家的角度出發，將高等教育視之為職訓所，所計較的無非只是，經訓練出來的勞動力產品合用與否。

問題是，這種思維產生的條件，即資本主義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比如，常有資本家抱怨現在大學教出來的「草莓族」好逸惡勞、抗壓力低等等；但他們卻故意忽略了，當今的資本主義正是建立在個人慾望的極大化、流動化之上，如此才能維繫如手機、電腦、轎車等商品的產銷循環。如果大家都清心寡慾、勤儉打拼，生產過剩的危機勢必激化。

再比如，普遍存在的「學用不一」之情狀，有人怪罪學校篩選不力、大學未能結合企業需求等，然而，高等教育既被納入資本主義的市場邏輯，就已註定處在無政府的自由競爭之下，「勞動力產品」因生產過剩而跌價，或與廠商使用需求有所脫節，皆非意外。

資本主義百病叢生，高等教育何能獨自健康？

大學錄取率節節攀升，一般人多把注意力放在學生素質、教育資源分配、未來出路等問題上，卻沒人反過來想想，以高學歷為準據的高等教育的根本問題。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下，中下階層唯一翻身之路就是科舉，結果，至今在中華文化圈的國家皆有根深蒂固的學歷迷思，「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不看實力看學歷。這種做法必然導致學用不一，因為一味追求學歷，必然要仰賴各種形式化的評量機制，如傳統的筆試，或有其公平性，但必然繞著書本知識打轉，怎麼樣也無法結合實務操作。

反觀歐美諸國，沒進大學者其天地依舊寬闊，歐洲許多國家看重技職教育甚於高中、大學。這背後的理念是，一切知識都必須結合具體的實用脈絡來評價，抽象理論也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現實基礎上。因此，歐美發展出了以工匠、科技創新為基礎的近代工業革命，更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我們望塵莫及的理論科學。

學歷不代表實力，但我們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生命，卻被迫要在學歷的窄格中攀爬，扭曲自己。修修補補了幾十年，追求學歷的高等教育早已千瘡百孔；是到了該埋葬學歷迷思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