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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8-26》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語言：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母語尋根文學」之二 | |
| ◎ 教授爸爸週記 爸爸教授週記：公館地下道的年輕畫家 | |
| 閱讀第三世界:語言：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母語尋根文學」之二 |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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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河的對岸，居住的同樣是本族居民但卻頑強地抵抗基督教的入侵。一個以部落淨化主義為宗旨的團體由卡邦伊（Kabonyi）所領導，他把約書亞視為部落的死敵，連帶約書亞女兒妮安布拉的情人瓦亞基也成為這個保守激進團體亟欲剷除的對象。在一次部落公審會中，卡邦伊設計了一項測驗，要求瓦亞基以放棄對妮安布拉的愛情，來證明自己並未背叛部落誓約而皈依基督教。瓦亞基拒絕這項要脅，最後遭到族人宣判死刑。 《界河》這部小說既是一個歷史意象之重述，也是一個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語言和洞見對殖民歷史的再憶和轉述。基督教文明宣稱要禁制女性割禮儀式，結果造成基庫裕村落以河為界的分裂。族人被分裂為一邊相信基督教的文明教育將帶來新的機會與希望，另一邊則相信只有忠誠信守傳統才能使族群獲得拯救，衝突的結果不僅導致一對青年男女愛情的破裂，更導致族人心靈上的重大創傷。 然而，提安哥既不是在審判，也不是在譴責，在小說的第一頁，他就把他的作品設定為一種歷史治療和生命的復甦。儘管故事的結局是絕望的、感傷的，但這條分裂之河，較之康拉德《黑暗之心》的那條旨在探險與掠奪的征服之河，比起那個被阿契貝（Chinua Achebe）稱之為「神話傳播者」（purveyor of myths）的康拉德，比起他那本以極其庸俗的方式寫成的宣揚偏見與誣蔑的書，有著更高的超越和彌補，正是在這個文化超越的立場上，提安哥重現了一個非洲人的非洲。 1975年出版的《一粒麥子》（A Grain of Wheat）是提安哥重要的一部「歷史回憶體」長篇小說。故事以肯亞獨立前夕為背景，主角之一的穆戈（Mugo）被推舉在獨立日當天發表全國演說，而獨立慶祝日也是為了紀念獨立戰爭中死去的英雄，特別是遭到絞刑而死的民族英雄基西卡（Kihika）。 基西卡是革命團體Jomo Kenyetta的領袖，但實際上基西卡之所以被處死是因為先後遭到3名同夥的出賣，一是基西卡的妹夫吉康優（Gikonyo），他原先與另一位同夥卡蘭加（Karanja）同時追求基西卡的妹妹孟比（Mumbi），雖然吉康優最後贏得孟比的愛情，但在被補入獄期間因為過度想念妻子，竟以供出基西卡藏身之處來交易獲釋出獄。出獄之後的吉康優獲悉妻子早已被同樣也是出賣基西卡的叛徒卡蘭加所誘拐，並育有一子。 穆戈也是出賣基西卡的人之一，基西卡在一次追補行動中逃往穆戈住處避難，穆戈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和豐厚的賞金而出賣了基西卡。於是穆戈決定在獨立日上為自己的罪孽懺悔。演說感動了群眾，群眾也在會上進行集體懺悔，為國家獨立之日洗清了民族戰爭的血腥罪過。 謊言、背叛、懺悔、贖罪貫穿了《一粒麥子》故事的主軸，基督教的神學隱喻和罪罰思想是作品主要的敘事意理，反映出人性在革命動亂中的脆弱性，但也展現了通過一種宗教式「集體告解」的形式，實現民族治療的作用。小說呈現了革命情勢中一邊在流血奉獻另一邊卻是膽怯懦弱的弔軌性，即使國家最終擺脫殖民統治，革命的果實卻已經疤痕累累。 但是在這種弔軌性之中，提安哥表達了「解放」（liberation）的意義不僅在於脫離殖民者的殘暴統治，還在於脫離自己內在的敵人，坦然面對一種「賣友求榮」的民族劣根性，學習成為自己民族道德的的主人。小說取名「一粒麥子」（或一束麥穗），旨在訴求一種同根共土、齊穗共生的民族情感，表達了提安哥一種民族救贖的期待：民族獨立意味乃是民族意識的更新與民族團結的再出發。 《一粒麥子》的成功之處在於，提安哥借用殖民教育中所習得的西方神話系統和文化表述，將它置入本土語境的論述脈絡之中，將它變成一種對本民族人民具有啟蒙意義的「轉譯／再現」文本。這種「異花受粉」式的敘事策略是後殖民文學廣為採用並成效卓越的手法，但這不是簡單的模仿而已，而是具有「文化位移」（cultural displacement）的作用，它猶如在西方文化疆域的邊緣地帶進行輸入屯墾和蠶食拓殖，以外凝內滲、外緣內透的文化耕耘方式，創造一種模糊原有邊界同時又另立疆土的相對優勢，進而達到「顛覆主述／另建自述」的作用。正如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說的，這是一種「解殖的文化策略」，因為它改寫了西方經典並使之為本民族服務，它一方面使西方文化產生被冒犯、被干擾的焦慮感，也使本土文化獲得一種借殼還魂的作用： 對於過去曾為殖民地的人民來說，按照本民族的認知，對荷馬、莎士比亞、但丁等等作品進行闡釋，這意味著在歐洲傳統邊界之外，建立一塊自己的標記，無論是接納過來或吸收同化，都是對殖民文化依賴性一種勇敢的拒斥。它表明歐洲正典現在卻被用來捍衛一種曾經被視為二等的、非正統的、旁門左道的、原始愚昧的東西。（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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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 爸爸教授週記：公館地下道的年輕畫家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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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後，我一向順著堤外便道走回家，到了公館時，再沿著羅斯福路走到台電大樓捷運站，騎我的腳踏車回家。 但那一天，我的腳踏車停在結構群書店旁邊，因此，回到公館後，我朝向桃源街，打算從公館地下道走回結構群騎車回家。當天，在公館的地下道，我竟然看到兩個年輕人，坐在小板凳上，他們的面前擺著一張小海報，寫著「快畫一張50元」。來來去去地下道多次，看多了小販的攤位，我大都想都不想，匆匆走過。但這一次，看到地上的海報，我的腦筋一轉，再度回首，瞧一瞧這兩個年輕人在玩什麼把戲。 我細看了一下那張小海報，上面寫著炭筆畫及水彩畫一張台幣50元。依我以前的習慣，我會覺得花這種錢無聊，又浪費時間。但人入中年心情轉變，有時會起心動念，什麼都想試看看。尤其，兩年前，一趟北歐之行，在斯德哥爾摩，看到街道畫家當場噴畫的情景，我記憶猶新。當時沒有買一張回來，現在仍然扼腕不已。 同樣的場景，在台灣出現，再度引發我的好奇心。我仔細端詳後，決定作一次嚐試看看。於是，那天傍晚，我就好整以暇地坐在這兩個年輕畫家的中間，讓他們兩個人為我各畫一張像。我的正面對著畫炭筆的年輕畫家，讓畫水彩的畫家為我畫側面。 我問他們需要多少時間，他們告訴我大約半小時。就這樣，我坐在板凳上整整30分鐘，一動也不動地讓這兩個年輕人為我畫人物畫。因為不能動，我找話與他們兩個聊天。我首先問他們是學生嗎？答案是他們剛畢業，細問之下，他們竟然是利用當兵之前，想要賺點外快，一方面磨磨技術。 聊了一陣，我才知道，我是他們這個下午的唯一客人。賺我的這一百塊，是他們兩個今晚的飯錢。看我一副狐疑不信的樣子，他們只好解釋，原來是錢包掉了，他們只剩行頭在身上，只好賺多少吃多少。如果今晚生意不好，沒有賺到搭車的費用，看來還必須用走的回去。聽他們說話的樣子，這兩個年輕人一定是患難至交。我感覺得到，他們是那一種可以徹夜不眠，聊天聊到天亮的好朋友。 半小時後，畫已完成，他們要我稍作等待，因為他們要在畫上噴上一層保護膜。拿到畫後，我跟他們道別，一邊走一邊欣賞他們不同的畫風。私底下，我比較喜歡我的側面水彩畫，看起來像個哲學家，有著貝多芬似的大頭，鼻子尖尖，上面架著眼鏡，加上幾抹鬍子，看起來就是一幅好學深思的樣子。 我的炭筆畫像，看起來像一個嚴肅的中年人。一對方框眼鏡架在突出的鼻樑上，嘴角上方深深的法令紋，讓我看起來一幅令人不敢親近的樣子。尤其雙唇緊閉，加上冷眼看著下前方，活像打坐入定的老僧剛剛甦醒般。 兩個畫家可以畫出不同的我，讓我納悶很久。到底是我有著多重性格？還是炭筆及水彩的表現有其殊異之處？或是畫家的眼光各有其內心的感觸？我至今仍然未參透。不管如何，回家後，我將兩幅畫插在書架兩層玻璃的中間，每天都可以隨時觀賞。 有時，我也曾想再遇到他們，讓這兩個年輕人再畫一次。如果我正對著畫水彩畫的年輕人，而讓炭筆畫家表現我的側面，不知會是怎麼樣？然而，從那一次後，我再也見不到這兩個地下道的年輕畫家了。有時經過地下道時，我總會刻意去瞄一下，但每次總是落空。看來，這兩幅畫大概是我僅能擁有的一次寶貴記憶了，我只能如此思考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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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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