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蘇曉康等人在中國中央電視台編撰製作了《河殤》影集，探討黃河這條蜿蜒華北的巨龍對中國文明與文化的影響，其中當然包括了因應治河而發展出的中央極權政府，與隨之而來的黃色陸地文明、鎖國主義。

影集看出了部分事實，卻也誇大了限囿於一時一地的特例，過度簡化的「洞見」成為了偏蔽，雖能造成一時轟動，卻也只能做個尚足參考的芻蕘之議。台灣島內恰恰有人見獵心喜、拾人牙慧，大談台灣藍色海洋文明的優越性，並以此闡述台灣與大陸於文化上的殊異，乃至台灣獨立的必然性。

這些說法的是非均暫且不論，我們且將之做為可供參考的說法，以觀察今日的台灣島內情勢。台灣島上山地占去十分之七，西部河流東西向、數量多而短促，將整個地貌切割為北、中、南多塊分區。河川平日乾涸短淺、乏舟楫之利，遇雨則暴漲旁噬。既非可親可游，又不能起人文、政治上貫通統一的功效。近日更由於河川上游的濫墾濫伐，每遭風雨，大量土石流傾瀉而下，上游屋毀人埋，至下游乃淹村漫田，入海則台灣海峽藍黑水域竟也畫出幾條黃色污跡。台灣的西部，竟似有數條孽龍竄擾，不得馴服。

在中國華北平原上，出了個夏禹，由於治河兼理上、中、下游，終能「協和萬邦」，做為統一中國的雛形。台灣褊小，治河工程規模去華北平原遠矣，然而四分五裂，竟如無政府狀態。

國家的形成，總是因為人民各自能力有限，面對災禍時無可如何，於是犧牲個人權益，集中權力以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乃能抗禦天災。天災在國家的形成中，其實起了正面挽合的力量，捐棄成見、實事求是，於不同族群產生異中求同的效果。我們今日的政府，居然能在短促河川的上、中、下游，藉天災造成人我分別。中央政府在台北縣市治水可以只理上、下，將中游截去；上游受災原住民無處存身，中央未能藉此建立休戚與共的同胞情懷，反探究起最早原住民的根由，並且諷喻其移民滾蛋可也。

當日無定河邊的枯骨，是君王為了建立強大國家，輕開邊釁所致；今日埋骨在土石流下台灣的人民，卻是自家政府撩撥分化政策下的犧牲。

在家暴法實施後的第5年，從迅速攀升的受害數字中，社福界應該承認，僅讓國家的手伸進家庭中，是既無法預防，更無能處理家暴問題。簡單將家暴問題歸因於加害者「具暴力傾向」、「童年記憶」等心理因素，更是讓家暴防制走上自證預言窘境的主因。

弱勢人民間的暴力問題，從來就是挫折的移轉；當整體社會面臨工作壓力加劇、中年失業率攀升、通膨等危機；在挫折無處發洩，恃強凌弱成為社會常軌的當然，家庭又如何可能置身總體社會之外，成為個別勞動人民的避風港？拒絕正視根本問題，只在技術問題上打轉，甚至計算如何讓保護令制度更周全、如何透過教育改變加害人，及尋求企業主動介入，更成為以暴制暴、請鬼拿藥單的最大笑話。

向來重視預防與總體醫學的中醫，有「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的道理，在在昭示我們，不能只根據病癥下處方，而要透過病患的日常生活，仔細研究病灶為何，進而對症下藥，才能收到徹底根治之效；僅就表面病癥痛下猛劑，不但不能根絕病痛，更可能招致良藥成毒藥的後果。家暴問題也好，治安問題也罷，不過是反射出總體社會危機的一個病癥，唯有重新面對資本主義的根本病灶，才是徹底解決自身病痛之道。

距離家暴防制法通過已經第5年，猶記得初初通過該法時，社福界充滿了期待，咸認是社會改革的一大進步，更象徵著女性復權運動的大進步──突破了國人家庭私有防線，把最私密的家庭生活，攤展在社會的審視下。

但就在家暴法實行5年的今天，我們必須承認，距離終結家暴案件，我們的道路仍然很遙遠。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統計，光是今年前5個月，平均每個月都有10個人死於家暴，去年就有3萬6千多人申請保護令。雖然「法入家門」的觀念已推動了5年，仍有8成以上的受害者，不願尋求公部門協助，就連菁英婦女求助率亦不高；家暴案件更是節節攀升，躍升成為現今最嚴重的治安問題。

受制於地方經費拮据，各地家暴服務員人力吃緊、安置機構有限，保護令的保障措施無法落實，仍有許多模糊地帶，是讓受暴者望之卻步的主因；家暴威脅日益升高，不僅對個別家庭、人權造成陰影，更可能衍成嚴重治安問題的溫床。政府應盡快檢視家暴防制體系，結合更多社會力量，投入家暴防制工作，方能落實家暴防制法立法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