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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
|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4-09-09》 |
| 本期內容 | |
| ◎ 閱讀第三世界：語言：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母語尋根文學」之四 | |
| ◎ 教授爸爸週記：夢回Madison | |
| 閱讀第三世界：語言：民族生命的故居─提安哥的「母語尋根文學」之四 | |
| 宋國誠（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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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的花瓣》小說中，一位律師在雖然只是短暫出現（這位人物實際上取材於肯亞進步主義者約瑟亞．卡瑞烏奇[Josiah Mwangi Kariuki]的真人故事），但卻是提安哥政治思想的表達者。在接待請願團的過程中，這位曾經留學美國的律師，清晰地描述了肯亞獨立解放的果實如何再度被資本主義的「惡神」（monster-god）所吞噬。這裏所謂的「惡神」指的是「新殖民時代的全球資本主義」。他在一次回憶美國的生活經驗時說道： ……在美國，賣淫是一種公開的商業行為，我和白人和黑人一起在底特律的工廠工作，我們長時間的工作，只為了獲取微薄的生計。我在芝加哥和其他城市看到了成千上萬的失業勞工，他們饑寒交迫、窮困潦倒，我感到十分困惑。既然我們黑人在自己的國家已經取得了政權，我於是決心返回自己的國家。但是很快的，一轉眼之間，我發覺我們在這裏侍候著和美國一樣的「惡神」（monster-god），我看到同樣的景象，同樣的症狀，乃至同樣的弊病。 出獄之後的提安哥從此走上流亡之路，創作重點則轉向以文化抵抗為宗旨的文學政治批評。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教育與民族文化》（Education for a National Culture,1997），《筆桿之槍：抵抗新殖民時期肯亞的鎮壓》（Barrel of a Pen: Resistance to Repression in Neo-Colonial Kenya, 1983）、《政治中的作家》（Writers in Politics, 1981）、《心靈解殖：非洲文學語言中的政治》（Decoloniz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1986）、《書寫對抗新殖民主義》（Writing Against Neocolonialism, 1986）、《移動中心：為文化自由而戰》（Moving the Center: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Freedom, 1993）、《筆尖，槍口下的威脅與夢想：後殖民非洲的文學與權力表現》（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he Performance on Literature and Power in Post-Colonial Africa, 1998）。這期間還包括幾部用基庫裕語寫成的小說Caitaani Mutharraba-ini（英譯為《十字架上的惡魔》[Devil on the Cross, 1980]）、Matigarima ma Njiruungi（英譯為《馬提加里》[Matigari, 1989]）。這些專論性評論和訪談記錄，特別是關於「語言與書寫」在後殖民文學中的關係問題，被視為當代後殖民理論研究的重要文獻，也因此使提安哥成為世界級的後殖民理論家之一。 「反對英語」是提安哥在後殖民文學上一個旗幟鮮明的立場。最早提出反對運用歐洲語言來表達非洲文學的，是奈及利亞作家奧比亞．瓦利（Obia Junwa Wali），他認為用英語或法語來創作文學，就如同用「豪薩語」（Hausa, 西非地區一種民族語言）來表達義大利文學一樣的可笑。在提安哥看來，英語本身無論在結構、語法和運用上，都是所有語言中最具有種族歧視的語言，例如black、sambo、Nigro等等都用於負面指涉，而在所有涉及與「黑」有關的字眼，如black market（黑市）、black sheet（害群之馬）、black list（黑名單）、blackguard（惡棍）、blackmail（恐嚇）等等，都帶有價值貶抑的取向。 實際上，許多非洲作家英語並不嫻熟，西方出版社往往放任這些作家作品中的「誤寫英語」而不予校正，例如讓早期知名的奈及利亞作家圖圖奧拉（Amos Tutuola, 1920-1997）的作品中出現「I thank you all for the worm affection you have on me」這樣的句子而刻意不予校正，這種作法並非為了保留作品的原味，而是為了暴露非洲作家「半（英語）文盲」的寫作風格而給予讀者公然恥笑。 母語文學是早期民族文學重要的媒介。由於殖民主義首先是壓制或消滅土著的文字和語言，而後進行經濟的剝削和統治，因此，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母語的復興，以母語進行寫作是恢復民族集體記憶的必要手段。許多非洲文學借重於傳統神話來恢復土著對自己歷史的認同，而神話的表達又必須採用母語，只有母語才能表達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神韻。在提安哥看來，後殖民作家作為民族的啟蒙者，恢復母語寫作是本民族斬斷殖民奴性的唯一出路。 實際上，提安哥的作品多以英語書寫而獲得世界性聲名，但他又是堅決反對在獨立後繼續使用殖民語言寫作的代表人物。由於受到法農（Frantz Fanon）思想的影響，提安哥認為語言就像是刀槍火砲一樣，是殖民者用來摧毀本土民族文化最有力的武器。法農認為，使用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接受這種語言所承載的文化與世界，他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一書中極力闡明，法語（法農出生地馬提尼克島的殖民語言）是使黑人產生「黑皮／白心」這種種族異化與自我分裂的根源。提安哥在《返家》一書中也說：「子彈是征服物質的武器，語言則是征服精神的武器」，這意味著語言不只是一種寫作的工具或形式，提安哥實際上還把語言上升到一種民族存有論（ethnic ontology）的精神高度上，看成是一個民族自由意識的形上依靠。對提安哥而言，珍惜和使用民族語言不僅是文化反殖的必要手段，它更是民族生存永恆的原鄉故居。提安哥在《心靈解殖》中說道： 對語言的選擇和把語言放置何處，是一個人定義他／她的本性和社會環境的核心問題。如果我們繼續使用外國語言，繼續效忠於這種外國語言，從文化的層面上說，我們不是繼續著我們在新殖民統治下的奴性嗎？ 堅持使用民族語言進行寫作還有另外的原因，由於多數的古典非洲文學都是口述的，它包括神話、故事、謎語、諺語和格言等等，若使用殖民語言寫作，根本無法表達非洲民族和部落民間那種特有的風土與情感。在《心靈解殖》一書中，提安哥述說了口述文學對非洲兒童啟蒙與成長的重要性。他依然清晰記得夜晚圍繞在火爐邊傾聽故事的情景，故事通常是由成人向孩童講述，但無論大人或小孩都聽得津津有味，宛如身歷其境。兒童們會把故事記在心裏，長大後再把故事傳述給下一代，在恬靜的農村田野中，在柴木綿燒的火爐邊，故事就這樣一遍一遍地述說，一代一代地相傳。（下週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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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 教授爸爸週記：夢回Madison | |
| ■賴鼎銘（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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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連續兩次夢回自己在美國讀書的學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編按：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自從民國79年回國以後，十幾年來我沒有重回母校，在夢中也未嘗出現過。最近連續兩次出現在夢中，實在令我納悶不已。我一再追問自己，為什麼最近如此頻繁夢回麥迪遜？想來想去，唯一可以解釋的，乃是好朋友飛資德資訊公司老板娘Peggy的兒子David，目前正在麥迪遜讀書。David這個暑假回台，跟著我的女兒亂跑，了解台灣的形形色色，因此觸動我在麥迪遜的種種回憶，才會讓我夢回麥迪遜。 其實，最為怪異的，莫如兩次夢中的情景都是校園的學生活動中心（Memorial Union）。麥迪遜的校園那麼大，我踩過的地方不少，但為何獨獨活動中心入夢來？確實讓我沉思許久。不過，到最後，我覺得那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學生活動中心，是除了教室及宿舍以外，我最常光顧的地方。 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活動中心，就在我就讀的研究所大樓旁，每天上學我都必定要經過，有時如果上下、午或晚上都有課，一天甚至要穿過學生活動中心多次。因此，3年8個月在麥迪遜的日子裡，活動中心是我最熟悉的建築之一。 但學生活動中心最令我難忘的，並不是因為我必須不斷穿越。如果以經過及留駐的時間來計算，宿舍應該是讓我最難忘的地方。但事實上，回台以後，卻常常忘記宿舍大樓的名字，甚至在那一條街。 學生活動中心之所以讓我魂牽夢縈，是因為我有不少回憶與它緊密地綁在一起。 第一件讓我忘不了的是，活動中心的冰淇淋讓我永遠回味無窮。每天一經過活動中心，我一定折進去，買兩顆我最喜歡吃的奶油胡桃（Butter Pecan），邊吃邊走向教室。 好的冰淇淋必須要充足的鮮奶才會好吃，威斯康辛是個農業州，養了很多乳牛，牛奶一向豐厚，學校以此製造出來的冰淇淋，吃了真是令人愛不釋手。花蓮師範學院的張子樟老師，當年與我同時到麥迪遜時，因為健康問題，老婆要他禁吃，但他總是禁不住誘惑，常常邀我到農學院大吃一頓。我們有時甚至一次吃它4顆，才願意罷手。我們會如此放縱自己，一方面也是當地的冰淇淋太便宜了，兩顆只需要85 分，折合台幣不到30元，與台灣吃Haagen-Dazs要一百多元的價碼相比，實在天壤之別。 學生活動中心另一個令我留戀的原因，是它的酒吧！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常常自豪的一個傳說如此流傳著：全威斯康辛州最自由的地方在首府麥迪遜，麥迪遜最自由的地方在威斯康辛大學，威斯康辛大學最自由的地方在學生活動中心，而學生活動中心最自由的地方就在它的酒吧！在酒吧裡面，學生可以高談闊論，沒有任何人會來干涉。 我的指導教授Douglas Zweizig，就幾度邀我到學生活動中心的酒吧共享啤酒，讓我渡過不少思鄉的日子。我尤其懷念他請我喝的Garten Blau，一種當地才喝得到的啤酒。與美樂等行銷全世界的啤酒比起來，這些當地啤酒的醇厚，沒有喝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也是在學生活動中心，我認識了已忘了他姓名的老理髮師。已經80幾歲了，仍然天天在活動中心的小小理髮廳理髮。他並不缺錢，只是樂於工作，與他的另一個嬉皮老友只願靠教堂施捨過日子相比，老理髮師展現的，是活到老做到老的新教倫理精神。這是我在美國看到，驗證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精髓的代表人物。 老理髮師已經不良於行，因此理髮時常常巍巍顫顫，理出來的頭髮有時參差不齊，但我並不棄嫌。我會常常找他，是因為他把我當成朋友，會與我聊天，有時甚至以讓我哭笑不得的口吻，教我印第安人的俚語。 除了這些以外，學生活動中心週末的樂團演奏及電影放映，也是讓我時時追憶的活動。這樣多彩多姿的學生活動中心，也難怪會讓我不斷夢迴。但我有時也會思索，像這樣的學生活動中心，台灣的大學不知何時才會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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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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