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善於利用媒體來自我推銷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那麼，台灣的政治堪稱高度現代化了。台灣所有的政治人物幾乎都以包裝自己、提高媒體曝光率為行事的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源自資本主義商品推銷需要的現代社會活動，已經變成一種無所不在的社會意識型態了；不僅主流社會如此，即使標榜要顛覆主流社會論述的社運人士也不能免俗！許多社運設計活動的主要目的，就在於達到媒體大幅報導之效。

60年代美國學運風起雲湧時，其領導人也十分在意媒體，當時主流媒體亦十分配合地大幅度報導，造成「全世界都在注視我們」的效果。有些學者因此認為，媒體促成了美國學運的蓬勃發展；不過，當媒體不再高度青睞學生的抗議，學運就顯得欲振乏力。這事實似乎可做為那些學者對學運蓬勃興起原因論述的註腳。

媒體的這種威力，使人們對社會事件的原因分析更加覺得複雜。一個社會運動的波瀾洶湧，到底是反映了社會真實的問題？還是由於媒體的炒作而顯現得表象？這種因果關係難以理清的困局，不僅強化了人們對於操作媒體的崇拜程度，更助長社會意識不重視是非的現象。媒體這種操弄社會活動及社會意識的能耐，加上科技進展，使媒體資訊的修改及人為製造假訊息的技術，已到了天衣無縫的程度，遂使有些媒體學者根本否認媒體訊息傳達真實事件的可能性，也不相信人類社會的理性對話與理性決策。一旦社會多數人都接受這觀點，某種不理性的社會思潮便容易氾濫。

就善於利用媒體推銷政治商品來說，民進黨的造詣可說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最近國防部提出「愛台灣，保家園」的說帖，最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所謂「愛台灣，保家園」的說辭，是十足的選舉術語；從多年前李登輝掌權以來，這術語成功地為台灣民粹主義者推銷了許多政治商品。但這個高度政治權謀的口號，向來主要流行於善於包裝的選舉政客中，一般規矩的老百姓、方正的政府文官們是不屑於採用這種製造社會不理性民粹的口號。在政府各部會中，國防部最需要維持理性、冷靜的態度，最不適宜捲入政治狂熱的選舉運作中。然而，為貫徹扁政權向美國購買巨額軍火的意志，國防部也採用選舉的術語為陳水扁的政策護航。這個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下一步將是台灣政治人物濫用軍事手段的時代了！

民主化運動在台灣發展除了將民進黨拱上總統寶座之外，其他需要改革的地方付之闕如，尤其是經濟領域，不但未見任何「民主化」的研討，還一再向私有化與財團聯合壟斷方面傾斜。經建會主委胡勝正甚至在上月指出，立院阻擋民營化釋股預算、國營事業工會的阻撓，是民營化的兩大障礙，不禁讓人感嘆，政黨雖是輪替了，主管經濟事務官員的腦袋可還裝著同一套意識形態。

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民主在企業前停下了腳步」，現存企業決策模式，即便是國營體制也是高度的等級制與集權制，這一點政黨輪替後依然不變，還要為了國防軍購加速賣祖產的速度，令人不敢恭維之外，也逼使我們去思考生產活動民主化的意義。

首先是異化的程度減少了，經理成了被剝奪專制權威的協調者，主要的控制手段不再是大棒與胡蘿蔔，每個勞動者與社會各方面都是企業運行的監督者，從而減少了無效率的產生──國營事業的效率不彰並不全然是員工的問題，而在於經理的專斷，比如說國營銀行的呆帳問題，往往是管理高層所核定的放貸出現問題所引起，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否認。

我們離真正意義上的「產業民主」已經是愈來愈遠了，難道回歸私營體制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嗎？從恩隆、博達到訊碟的慘痛經驗只能得到一個答案：企業不是問題的解答，而是問題本身。

奧地利經濟學者海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隸之路》一書曾預言集體主義泛濫浩劫，於今放眼所及，集體主義的骨牌效應似乎顛倒了過來，社會上每一個人都非出於自由意志捲入全球競爭的洪流，為著日益減少的工作職位彼此競爭。無休止的競爭下，社會不只朝向兩極化發展，在企業利潤日益攀升之際，國家負債的窘境已至讓人瞠目結舌的境地：台灣的公債占國內生產毛額的37％，日本甚至高達700％。

主張自由化人士心中所想的是，透過私有化，工會抗爭力量將因此被削弱，使後續改革得以順利推動。對社福的爭取通常由組織較堅實的國營事業工會來帶動，當前政府動輒以「貴族勞工」、「民營化的阻力」來污名化國營事業工會，藉其尚稱良好的勞動條件與私營企業工人較差的勞動條件相對立，挑動社會對所謂「特權勞工」的妒恨，但真正的問題卻是工會組織弱化助長了工作不穩定趨勢，工作不穩定將使得工會徵召會員更形艱難。海耶克於1947年春即已預言「回歸自由經濟之道首在限制工會力量」，堪稱敵視工會的第一把交椅。

今天若還要談什麼反對私有化運動，就著實不能順著「增加競爭力」、「提高用人彈性」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操作，而應不斷強調社會團結與合作經濟的可能性，建立人人都能分享與管理的社會，徹底揭露財團治國的真面目。